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摘自吴咏慧著《哈佛琐记》，九州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1636年10月28日，麻萨诸塞州（现今常译作“马萨诸塞州”）的州议会决议拨出400英镑的预算作为创立学校之用。翌年秋，创校筹备会成立，成员包括六位政府官员及六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教职员。他们怀着一腔热忱，在波士顿郊外的小镇上，积极展开创办学校的筹备工作。

　　1638年夏天，筹备工作完成，开始招生。第一期学生共得12人，开的主要是文学及宗教方面的课程。当时这个镇上有一位年轻的传教士，经常和校内的教职员、学生来往。1638年秋，传教士才31岁，却突然罹患重病，临终遗言，把他全部的藏书400册及一半的财产（估计大约值375-779英镑之间），捐赠给这所草创不久的学校。这位传教士就是约翰·哈佛（1607-1638）。学校为了感念他的善意，纪念他的友谊，就以“哈佛”为校名；而这个小镇后来也以剑桥（Cambridge）为地名。

　　法学院诞生

　　创校180年后，1817年6月12日，哈佛校务会议在长期筹备后，决定利用校友捐款，正式设立法学院。这所全美最古老的法学院于焉诞生。哈佛法学院成立之初，并无院长之设，仅由校方任命一二位资深教授负责院务。其中以Joseph Story最受人怀念，对学校贡献也最大。原来学校创立之初，少有学生前来就读，在1817-1829的12年中，只有25人毕业，校方财务状况颇为拮据，1829年Joseph Story接掌“负责教授”后，情况才逐渐改观。Story年轻时执业律师，后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享有全国性的声誉。他上任之后，一方面积极募款，改善学校财务状况；另一方面，以他的卓著声望，也吸引了许多学生到哈佛法学院来。在他掌理法学院的后期，1844年时，在校生已增至163人了。

　　但是，Story过世后，法学院的情况又逐渐转坏。制度松散，财务又转拮据。霍姆斯（1866 年毕业校友，后出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于1870年在他主编的《美国法学评论》中写道，哈佛法学院的存在，是麻州一件不光彩的事。霍氏指出，法学院制度松散，学生不须具有任何资格均可入学，在学期间不必考试，只要在校待满一定年限（一年或一年半）即可获得学位。霍氏认为这种做法实在不负责任。霍文发表后，法学院有教授出面辩解，霍氏再度为文反驳，具体举例道：在校学生几无法从图书馆借到真正需要的书籍。霍氏的批评受到校方的重视。校方根据霍文的指责，指示对法学院的状况重做一次调查。

　　扭转劣势

　　校方深感要整顿法学院，必须把行政管理制度化。1870年9月27日，哈佛校长艾略特召开校务会议，决议为法学院设置院长，并推举兰德尔为哈佛法学院第一任院长。兰德尔就在这种情况下接管法学院，可说是一上任，就面临了改革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有两大难题必须克服：第一，针对霍姆斯的指责，学校课程必须加强，图书设备必须充实，学生淘汰制必须建立。第二，为改善学校的财务状况，必须设法招收更多的学生。

　　原来美国建国初期，法律教育仍承袭英国传统，有志习法的人，除了自修外，多数到律师事务所学习。林肯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早年刻苦自学，并一度到律师事务所实习，然后成为一位著名的律师。年轻人已习惯到律师事务所而非法学院习法，要改变这样的习惯，谈何容易！兰德尔院长在此情况下，决定对法学院做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在入学许可方面，主张新生入学应先通过考试或具备大学学位。这项制度于1875年正式确立。入学考试主要考拉丁文或法文的翻译；因当时年轻人懂拉丁文或法文者不多。要求入学考试无异排除了不具大学学位的人。后来历任院长承袭此一政策，于1909年正式废止入学考试制度，申请入学者必须具有学士学位。

　　其次，规定学生在学期间定期考试，此制于1871年实施。

　　复次，修业年限由原来的一年半延长为两年。1876年，通过校规“鼓励”学生把修业年限延为三年。到1899年，正式规定，修满三年考试及格才能拿到学位。

　　以上的改革措施施行之初，各方反应不佳。关于入学许可的要求，在林肯被刺后10年提出，所受阻力尤多；许多人把崇拜林肯的情绪，转化为反对改革的动力。林肯既不谙拉丁文及法文，也不具大学学位，但他依然是杰出的律师，依然有他不凡的成就。设若改革措施付诸实行，岂不把林肯这类型的人摒挡于法学院门墙之外？对于第二、第三两项改革，反对者忧虑，改革的实施，将使注册学生减少，使学校财务更加困难。事实证明，1870至1873年间，注册学生一年少似一年。波士顿大学乘势而起，于1872年成立法学院，要和邻近这一所不切实际的法学院竞争。但兰德尔终能排除困难，毅然贯彻其改革措施。而不利的情况，数年后终于有了转机。学生经严格训练，毕业后表现优异，律师事务所的结业学员望尘莫及。这扭转劣势的最主要因素，得力于哈佛法学院在教学方法上的改革。

　　到1880年后期，法学院已吸引了近600名的学生。1895年，兰德尔因眼疾辞卸法学院院长之职，一位杰出的校友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后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写道：兰氏已经成功地证明，法学院——而非律师事务所——才是训练法律人才的最佳场所。

　　法学巨擘

　　兰氏于1895年退休前，推荐埃姆斯为法学院第二任院长，埃姆斯为兰德尔得意门生，毕业后留校服务。埃氏接任院长后，在15年的任内，极力推展兰氏倡导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一种师生对话法，即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反复不断问答辩论的方法），加以发扬光大。许多评论家认为，埃姆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法学教授，他运用苏氏教学法，技法圆熟，出神入化，比兰德尔本人尤有过之。这种苏氏教学法，经埃氏大力推展后，逐渐为全美各法学院所采用，迄今不衰。

　　埃姆斯于1910年病逝，遗缺由塞耶继任。塞耶出任院长前为一执业律师，在任期间只有五年（他于1915年9月14日病逝），虽无重大兴革，却延揽了三位法界重镇：庞德、斯科特和法兰克福特。塞耶死后，一时未及任命新院长，由斯科特暂代，直到1916年2月14日庞德就任为第四任院长为止。

　　庞德在抗战前后曾应我政府之聘为司法部顾问。他提倡从社会实际需要的观点来研究法律，为社会法学派的巨擘。庞德掌哈佛法学院20年（1916-1936）。

　　庞德之后，为兰迪斯，他出任院长前，曾先后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及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历经罗斯福的新政，眼看行政权大幅扩张，行政法规蓬勃发展，教学上，颇注重实定法的研究。行政法，尤其是经济管制法规的课程大量增加。这种方法，对于兰德尔以案例为主的教学法，已有相当的修正，蔚为兰迪斯在任10年（1937-1946）的特色。

　　1946 年，格里兹伍德任第六任院长。鉴于商业急速发展，课程上，他注重商法及贸易法的研究。格氏在任内又努力发展研究所教育，及国际法学之研究，奠定哈佛法学院执国际法牛耳的基础。格氏于1967年卸任，由博克继任。

　　博克受命于校园学潮最高涨的年代，颇致力于安定的工作。任内努力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希望借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缩减黑、白差距，缓和种族问题。博克又鉴于美国社会逐渐朝向多元发展，任内一方面增加选修课程，一方面与商学院及政府学院合作，使学生得跨院选修课程，并有机会取得企管硕（MBA）或政学硕士（MPA）学位，以满足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并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1971年博克出任哈佛大学第二十五任校长，院长一职由萨克斯担任。

　　萨克斯于1981年6月30日辞职，履行其担任院长不超过10年的诺言，由佛伦伯格于同年7月1日接任。佛伦伯格195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后，在空军服务两年，后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法兰克福特（F. Frankfurter）助理一年，然后在波士顿执业律师数年，1962年回到哈佛教授刑法等课程。水门案时，为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得力助手。

　　一群热心人，群策群力，不畏艰难，终于使一所私立的法学院，培育无数的法界精英，主导法学思潮，在美国法制史上立于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