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
两件大事
·刘锡诚口述·
这次会议是在1979年3月举行的，周扬、林默涵他们都来了，有100人左右，开的时间很长，是空前盛大的一次会议。每天都有简报，我现在还有全套的简报。“全国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的意义极大，会议的主讲人是冯牧，冯牧的思想比较解放，在会上他讲得很好。讨论的时候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对建国30年来文艺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比如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比如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写作、批评等。许多同志都指出，文艺界要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要正确认识建国十七年来文艺界遭受的“左”的干扰。
我们请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做报告，每人做半天，他们的报告都是发表了的。周扬确实很有觉悟，他认真反思过去，在大会上还哭了起来，我对此印象极其深刻。林默涵讲到我们过去“批左”“纠左”时，他的调子一下就变了，因为年轻的一辈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友好，比如陈辽他们说“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跟十七年有关。林默涵讲完报告后就不参加了，总体而言年轻一代攻击林默涵比较厉害，算是很尖锐了。后来林默涵对冯牧意见很大，说在会上对他们进行讨伐也不打招呼，他还给冯牧写过信。这是“全国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一个很大的事情。
“全国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第二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李子云的“为文艺正名”，我们第一次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李子云是写好文章来参加会议的，她在会上讲的“为文艺正名”的观点虽然有争论，但对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有帮助的。其实大家在会上讲这些东西之前，做了很大的思想准备。参加会议的人中，一大批人包括我都受到了熏陶，在文艺理论领域这次会议确实不可忽略。
为文艺正名
·李子云口述·
1979年3月北京开“全国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时我已经写完《为文艺正名》，4月份《上海文学》就发了。这件事发生在这个时候，但在我心里酝酿已经很久了。在“文革”当中我就想我很忠于毛主席，其实我是个紧跟的人。但是在文艺的根本作用上，可能我还有一些困惑。你说文艺跟政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王元化先生有个看法，他说文艺完全跟政治没关系，在这个环境里也没可能。夏衍跟我讲过一句话，说现在我们一个人每天的生活，是在很宽松的状况下，你能要求心里加上一个为政治服务的东西，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依附于政治的工具吗？还有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三突出”等所谓“创作原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到了极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上海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我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个会。跟我认识的一些人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那些老人家是很了不起的，当时还没有完全出来。讲了以后反应非常强烈，认为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来面目。一些老头儿很支持我们，像钟望阳。没有钟望阳这批人，我们这些人都出不来了。
钟望阳是一个办事很保守的人，但他当时被我们这些年轻人包围。他对我很好，对周介人也很好，也很欣赏周介人。这篇文章是我和周介人根据我在上海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稿写成的，洪泽他们要求用“《上海文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影响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了，那时候我们冲锋陷阵，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上海的会结束后，我到北京参加“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当然还要讲这些，我是写完这篇东西去的。我去北京还有个任务，这个会完了以后，中央还要开理论务虚会，我也要参加。中央的会后来没有开成，我在北京感到情况有些变化，觉得知道了不能不讲，就打电话到上海告诉钟望阳他们，问《为文艺正名》要不要撤下来。他们说照发。我觉得不能把这篇文章的影响都归功于自己，是一环扣一环的，我李子云再蹦跶是没有用的，假如钟望阳、洪泽他们说撤。现在的小青年讲起这些来很轻松，如果当年没有这些人坚持和支持是不行的。《为文艺正名》发了以后，引起争论，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我们都发，而且开始是发表不同意见。争论由上海波及到北京和其他省市。
去开文代会之前，我们在第九期发了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其实违背我的一些想法。当时的情况是那样，有很多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我不赞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赞成文艺为这种政治服务，也不赞成为那种政治服务，不赞成持不同政见的人把文艺作为反对一种政治的工具。陈沂在电话里说你知道吗，反官僚主义就是反党。我说反官僚主义怎么会是反党？我是对党有感情才发这篇文章的，我在电话里说。接着我就把电话挂了。我跟钟望阳讲，他要开除我党籍呢。钟望阳说你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凶。我虽然嘴巴很硬，但心里非常生气，回到屋里就大哭一场。
后来就到北京开作代会，我和茹志鹃去看周扬，向周扬汇报。茹志鹃在这一点上和我意见一致，我们协同作战。周扬见我们了，我们就把情况汇报了。周扬一听就哭了，我们吓了一跳。他说官僚主义不反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开幕词，小平同志说了不要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我们开心死了，我们当不成“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