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写者韩馨儿在采访一位传主

　　今年以来，为老人代写回忆录的经验分享帖在各平台流行开来。根据传主的支付能力，回忆录的体量可大可小，但基本在3万字以上。

　　记忆留存

　　直到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去世了，才感到对他们的了解太少，后悔没有把他们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几乎所有从业者，都会提到这样的遗憾。

　　这通常也是从业者入行的起点。家里的老人突然重病，人生开始倒计时，想找人抢救性地留存他的记忆，四处寻找有写作能力的人帮忙代录，文采不重要，字句通顺就行。近水楼台，身边那个最喜欢写作的朋友和同学往往成为代笔人。36岁的丁满就是因为帮朋友“救火”，才入了行。

　　比后辈更常见的委托人是老人自己。写手韩萌，就是从老人身上捕捉到了需求。韩萌曾受单位指派采访一位退休干部，了解老人对单位的贡献，但老人更想从青年甚至童年埋下的种子聊起。韩萌意识到，老人的一生经历了大时代的波澜，他的故事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当有人愿意倾听时，他乐意回溯总结，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个人在单位工作的经历，要放进他个人历史中来理解。”公众史学研究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陈新也有类似的经历，如果只是关心老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很难与老人建立信任。

　　丁满有意识地给委托他写作的老人作了分类。有的老人快退休了，知道单位要为他办一场欢送典礼，就想找人记录自己的一生，把回忆录作为资料保存在单位；还有的老人是为了增进儿女、子孙对自己的了解，以丁满在北京的房东为例，两位老人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退休教授，孙辈出生、成长在海外，与老人交往甚少，老人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是怎样的人，便请丁满将他们一生的经历写成了20万字的回忆录。

　　长期存在的需求

　　老年人自己记录或请人代录回忆并非新鲜事，陈新将它视为个人史写作，囊括进公众史学的范畴。

　　普通人有能力和意识来回顾自己的历史，是近几年的新趋势。“学界认为，互联网、新媒体降低了记录和传播的成本，所以个人写作会迎来爆发期。如果自己不能写，可以录音；如果有点经济基础，可以请人代写。”陈新说。

　　而代写市场真正萌发，是因为老龄社会的到来。据了解，除了占据名人和企业家传记赛道的头部作家，老年人回忆录市场的服务供给非常分散。韩萌告诉记者，目前回忆录出品没有标准可言。从业者的能力、审美差异很大，通过平台晒出的回忆录包装品质也千差万别。更难把控的是文本质量。

　　“个人史，首先要满足传主的个人需求。在这个基础之上，到了家庭层面，他希望孩子看了以后，对家史或者对自己更认可。最后才要考量对更大社会范围的影响。”陈新表示。

　　专业化难题

　　从业者比媒体和公众更早感知到新风口的到来。不过，代写回忆录赛道的商业化本身还面临重重困难，最大痛点来自获客。“老人也好，子女也好，他们的投资总是面向未来的，钱要花在下一代身上。”多位受访者说，与养老机构在国内的处境类似，作为客单价高达数万元的产品，无论是老人还是其子女，付费意愿都不强。

　　在市场分层的情况下，回忆录的生产思路也开始分化。“真实性和可读性是委托人最核心的要求，道理很简单，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没必要撒谎，也没必要故弄玄虚，还要子孙愿意捧起来读，不然就失去了传承的价值。”拥有一家初具规模的代写机构的朱子一解释。

　　而一旦代写回忆录变成一门生意，从业者如何专业化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外有一种口述历史师的资格证，它是公司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认证，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个领域的专业化体系建立起来，因为既然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服务就要到位，你就需要相应的丰富的技术训练。”陈新认为，未来代写行业需要的专业训练还应包括社会心理学、数字人文、媒体剪辑等方方面面。

　　“因为你能够做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文本，还可以拍一个纪录片，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市场。”陈新表示。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3期 王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