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量为王、大爆款书式微的时代，大众出版正逐渐走向衰落。网络信息是庞杂而碎片的，人的注意力被短视频侵占，视线变得越来越窄化、单一。但无论写作者还是出版方，依然以足够的耐心去搭建表达框架、塑造内容。

　　做小众爆款图书

　　当大众出版走向衰微，细分领域的出版该如何做？自嘲为“草台班子”的新出版人郑奋给出了他的答案。

　　36岁那年，郑奋从书店主理人转做出版，离开广州北上，那是他在做过几家书店失败之后，“对过去做一个告别”。

　　郑奋曾在方所书店担任“采书人”六年，奠定了方所别具一格的书籍选品。早期的方所，以“引领审美、拒绝乏味”为主旨。每年，郑奋至少翻阅几百本书，从中选出最符合方所气质的书。辞职后，郑奋与搭档老李在广州开了马赛克书店。最高峰时，马赛克有社区店、快闪店，也有不同城市的分店，但最终，因新冠疫情以及书店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马赛克书店陆续关闭。

　　“如果纯粹从产品端来说，出版比书店好做。”郑奋说，一开始，他就决定反向操作，从看似小众的艺术图书做起，“因为这是出版里唯一没有被市场化的门类。”他留意到中国的博物馆热，不光在一线城市，哪怕在二三线城市乃至小县城，博物馆里都是老人带着孩子看展。这些群体就是他眼中的市场主体。他认为，基于图像的图书，其生长空间是广阔的，于是以艺术书籍的思路，把产品做到极致，但又把价格压到最低。

　　“我们完全围绕‘全书’（《中国绘画全书》《中国最美国宝全书》等），做成统一的系统，做到第七本的时候，已经将近一个亿（销售额）。”郑奋感叹，在没有资源、没有积累且市场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摸索出一种模式，将图书视为商品，不再走线下渠道，而是依靠新媒体、直播间、带货达人传播。

　　“我现在做的就是草台班子。”郑奋说，像当年开书店一样，用快闪店的方式去经营，“草台班子可以做二人转，可以做戏曲，也可以做莎士比亚和古希腊戏剧。”他以多年做书店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出版这件事，“未来出版业一定会有巨变，会出现很多小的新的生产模式”。

　　阅读的未来

　　在国内出版界，杨全强被称为“出版人中的出版人”，他策划出版过数百种人文社科、文学艺术、文化生活类图书。

　　在短平快时代，人们习惯了短视频中被解构浓缩的世界，一部电影被剪辑成三分钟叙事，一部小说被拆解成五分钟解读。“我们实际上是来不及深入思考的，只能被迫地接受刺激，然后做出反应。但世界不可能是那种浅层次的。”

　　杨全强说，他做的书，可能十年也达不到一亿元的销量，他也有来自外部的重重压力。但是在做那些优秀的社科书籍时，他内心是充盈的，“我愿意看福柯、柏拉图，以前的文本在今天读起来，依然会让人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做的书几十年后还有人看，就是我做出版的价值所在”。

　　他认为，如果小众的出版机构越来越多，就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去表达不同的声音与观点，“大家加起来，就可以给读者贡献一个比较丰富的出版物世界”。

　　一位作家朋友跟学者马家辉闲聊，感叹自己过去每天阅读三小时的习惯被打破，这些年他沉迷于考古挖掘现场的视频，常常看得忘了时间，再回头去看书，发现大部头已经看不进去。马家辉自己的体验也如此。这些年，他重读《红楼梦》，发现专注力不够，这并非自己老了，而是看多了片段化、零碎化的内容之后，很难再沉淀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出版的意义在哪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认为，“人类思维的训练里，包含了思辨的逻辑，就需要由大文本、更严肃的阅读来完成。以编辑和出版来主导的知识选择，才能让今天的文化市场保持多元性与丰富性。”　　  （摘自1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吴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