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大量进步青年来到延安，投身抗战事业。他们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给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存在“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的情况。这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功劳的问题。

　　1945年5月9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说：功劳里面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绝对“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

　　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陈云阐释了其中的原因：

　　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

　　为什么第二是党呢？陈云通过大量举例，证明了“党的力量是伟大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所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1949年6月10日，陈云收到了陆恺悌的一封信。陆恺悌当时是上海青浦县小蒸镇的一名医生，其父是陈云的老战友陆铨。陆铨1928年1月曾参加陈云领导的青浦小蒸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陆铨全家逃到上海，陈云时常去陆铨家中议事。1949年6月19日，陈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引者注）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陈云这样要求别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陈云递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虽然更高了，但是不以革命的功臣自居的信念却更坚定了。他多次要求相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苏联政府要给五大书记每人赠送一辆轿车，陈云坚持把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党的八大之后，“红旗飘飘”丛书要给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

　　1982年4月，在编辑《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时，陈云特意通过秘书转告编辑组，在文稿选编的《后记》中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绝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同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致信陈云办公室，请示恢复陈云旧居问题。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陈云是唯一亲笔回忆在遵义会议上“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参会者，会后还积极向共产国际宣传这次会议精神。出于铭记他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考虑，遵义会议纪念馆故有此提议。

　　1982年9月30日，陈云通过秘书答复遵义会议纪念馆，提出几点指示：

　　（一）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刘伯承也没有住过，我们那时开完会都回到遵义警备司令部去住。

　　（二）不要恢复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如果恢复这个旧址，那是很错误的。我要给遵义党委写信，表明我的这个意见。

　　（三）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这就足够了，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馆保留起来，我就没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

　　由于陈云的拒绝，恢复旧居一事只好作罢。

　　这样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伟人，却一生恪守“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信条，一生坚持自我革命，为世人树立了崇高的风范。　　   （摘自《党史博采》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