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涛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出版
张闻天与毛泽东
（上接第1版）“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万马齐喑，王稼祥叫出第一声。
中共与共产国际“失联”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之所以能够成功建议在遵义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除了“担架上的阳谋”，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联”了。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在理论、实践、干部、组织等工作上的准备与经验都有所欠缺，主要靠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个决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而正确的抉择。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共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共产国际多方面的扶持帮助，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共产国际——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政治路线上，都得听从共产国际的。中共召开的重要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乃至谁当领导人，都需要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批准。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共产国际“定”下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下课”。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导下，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负责人。瞿秋白在位一年，共产国际一“吹哨”，他立马“下课”。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受到共产国际选拔干部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随后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不久，向忠发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党内资历和实际斗争经验非常不足的王明、博古因被共产国际看重，被推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王明去了莫斯科，他推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24岁的博古就这样成为中共第四任负责人。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后的十几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中有共产国际的一份功劳，它的失误、失败也与共产国际把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有很大关系。李德之所以到中央苏区后以军事顾问的身份独揽大权，发号施令，无可阻挡，与中国共产党人信赖、崇拜和依赖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信器材，致使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共中央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中共中央与远方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
关键词：扩大会议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使得中共党人可以不经莫斯科批准，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在遵义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的天空上偶然打开了一扇“天窗”。
这里有个关键词：扩大会议。即将在遵义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扩大会议”是什么意思？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成员，不像政治局会议那样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它可以“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十一人，王明和康生在苏联，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项英在江西开展游击战，除了他们五人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六人参加会议，已经超过半数，符合组织原则。
毛泽东的“算法”
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曾经漫谈过，解释过——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提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毛泽东说的“好多别的同志”，其中包括参加扩大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之外的同志。
毛泽东在1963年主持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时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看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3票；他那边是4票，1票是博古，1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3票对4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3票对4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3票对4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一种“开法”，其中包含毛泽东的“算法”，毛泽东的策略。
1935年1月初，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部队奔袭遵义。
占领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