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加坡华人社区侨领倡议办南洋大学。橡胶业大亨陈六使是南洋大学执委会（董事会）主要负责人。他到处呼吁，倡导在当地创建一所为华侨子弟服务的华文大学。

　　林语堂（见图）在海外名气大，威望高。1954年5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南洋大学校长。不过，林语堂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一年，就和以陈六使为核心的校董会闹翻、辞职。他本人认为是新加坡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他不利，当地的舆论让陈六使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出任校长后，林语堂邀请了历史学者黎东方为该校教授。在黎东方的回忆录中，关于林语堂辞职的理由，与林语堂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据黎东方回忆，林语堂向他吐苦水：

　　南洋大学虽有了一大片土地，但没有房子。一座一座的教室呢，办公室呢，宿舍呢，图书馆呢，都在设计之中或建筑之中。看样子，恐怕要等到夏天以后才能开学。十多位教职员都已经来了，无事可做而薪水又不能不付。外边有很多人批评，说我们拿钱不做事，而这些钱都是各界人士，包括黄包车夫，所捐出来的血汗钱。

　　黎东方建议先办一个先修班，借用中学教室让学生能上课读书。林语堂遂让他负责此事，而黎东方也顺利把先修班办了起来。“一时，舆论对南洋大学林语堂先生，甚多好评。”按黎东方的说法，林语堂和陈六使在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两人各不相让，导致图书馆迟迟不能开工。

　　一次，南洋大学执委会开会，没有邀请林语堂参会。会上有委员贬低林语堂，说他的英文不通，陈六使相信了这位委员的话，说：“我以前不知道，林语堂徒有虚名，并无真才实学。”这份会议的主要内容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林语堂愤而辞职，他所邀请的那些高级职员和教授当然和他共进退。而陈六使并未亏待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十几位教授，自掏腰包，支付他们一笔高额遣散费。

　　林语堂任职后，也邀请熊式一赴南洋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一职。据熊式一的传记作者郑达所说，林语堂与陈六使在办学目标及预算方案方面有重大分歧。林语堂想把南洋大学办为世界一流大学，他聘请的高级职员和教授都是顶级的，所开薪水也超过欧美高校的教职员工，其他包括图书馆等硬件设备也须是世界一流的；而董事会所募集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林语堂的要求。

　　比如，林语堂提出要花100万（本文数额为新加坡币）购买图书，陈六使完全不能理解买书要花这么多钱。后来林语堂提出1955年为图书馆购买9万本书，校董会要求他开出图书清单，这本无可厚非，但要在较短时间开出9万本书的清单难度甚大；而且林语堂认为，购买哪些书是由校长决定的，董事会出钱就可以了。林语堂还要求董事会拿出2000万资金供校长支配（据林说这是当初陈六使许诺的），董事会没同意。

　　1955年2月中旬，林语堂向校执委会提交了开办费概算和1955年1至8月的经费预算报告。这份报告还没有得到执委会的审核、批准，就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结果，“董事会为之震惊、愤怒至极。此外，报告中罗列的开办费用和年度预算，极度奢侈浪费”。

　　林语堂提出的开办费用概算报告，总数为5611131.89元，其中，基建费用2241375元，购买图书费用1636200元，设备1159000元，教员赴新加坡的旅费和津贴240000元。林语堂在欧美等地邀请了十来位知名人士担任学校的高级职员或教授，其中包括他女儿林太乙（任他的私人秘书）、女婿黎明（行政秘书，相当于副校长）、女儿林相如（任化学教授）、一位侄子（主管财务）。这些人员赴新加坡都享受头等舱待遇。郑达在书中说，林语堂为教授开出的年薪是欧美顶级大学教授薪金的两倍。而校长另有津贴，配备专车、住房和服务人员。

　　白手起家的陈六使一向主张节俭，对林语堂的预算方案予以批评。由于预算方案已在报上发表，广大民众也纷纷撰文，表明办学资金是侨民的血汗钱，应该节俭使用，对林语堂的奢华作风予以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只能辞职，而得到的遣散费72241.50元超过了欧美高校校长的两年薪金。

　　熊式一对林语堂开出天价遣散费的做法也表示不满，并且坚决不肯要遣散费和赔偿费。由上，可知林语堂与南洋大学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

　　（摘自《同舟共进》2025年第1期 魏邦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