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醒的年代:1911-1920年的中国》 祝勇著 华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晚年段祺瑞与吴清源对局
1911-1920年的中国,原本混乱的局面中,人们开始苏醒。多少志士能人开始为中国的前途努力探索和挣扎,他们有抱负,有理想,有抉择,有野心,有私心,有坚持,有放弃,有痛苦,有纠结,有忠诚,也有背叛……祝勇用讲故事的高超笔法,重构了那段跌宕起伏的年代。
一
段祺瑞喜欢下棋,他下棋时安静的表情,让人几乎看不出他是个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屠夫。有一次,他和部属薛观澜对弈,段想悔棋,薛情急,“老段”二字脱口而出,段祺瑞一笑置之。他生活简朴,既不敛财,也不贪恋美色,甚至饮食都异常节俭。仅从个人道德角度上讲,他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方正的棋盘,似乎概括了他对生活的全部需求。在他的生命中,不知有多少个危难时刻,是守着一盘残局度过的,只要他的棋子一息尚存,现实中的他就能绝处逢生。
当芮恩施拜访这位后袁世凯时代的内阁总理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穿朴素长袍的文弱的中年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段祺瑞是不穿军服的。这是因为他对政局的兴趣似乎远远不及他对棋局的兴趣,而下棋,是不需要全副武装的。
段祺瑞的下棋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小站练兵时期。他与许多北洋军官都下过棋,包括冯国璋、张勋、曹锟等。这些一口锅里吃饭、一张炕上睡觉的兄弟,后来一一由棋盘上的对手,变成政治上的敌人。
二
袁世凯死后,北京东厂胡同黎元洪宅邸,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黎元洪曾经是大清帝国南方新军的一名军官,在武昌起义时,被起义军拉出来做革命领袖。这个宋江式的人物,在开始时固然有些胆怯,对拉他革命的士兵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然而,他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义无反顾的人。武昌起义后的第二个月,1911年11月20日,英国《大陆报》记者丁格尔得到了一张通行证,前往革命军控制的武昌采访黎元洪,黎元洪以一口流利的英语跟他交流,黎元洪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极端镇静,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他在极端紧张的脑力和体力生活中的忍耐力,正在向世界显示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领袖。黎将军大约有48 岁的年纪,乍一看,他给人以勇敢而冷静的印象。我禁不住一再注意到这位民族领袖的果断而老练的眼神,他能立即把话锋转向实际问题,并且对事实有真切的洞察力。他目光专注,全心投入。他的性格与其说是开朗不如说是坚强,他的话语中充满诚恳与真意。”他在宣誓时说: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他没有自食其言,很快冲到了武昌保卫战的前线。必须承认,由于武昌起义是在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不在场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黎元洪的临阵指挥,对起义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袁世凯派来的北洋新军很快就杀来了,黎元洪遭遇了一个坚硬的对手,就是段祺瑞。
此时,这两个在战场上通过望远镜对望的人,已经循着各自的来路进入民国,在民国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棋盘上狭路相逢。在中华民国的第一届政府内,黎元洪和段祺瑞分别担任副总统和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历史本身的戏剧性,似乎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而这种戏剧性,才刚刚开始,还将出其不意地发展。
那一天,段祺瑞是在他的老朋友张国淦的陪同下,前来向黎副总统报告袁世凯死亡的消息。在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副总统与总理之间,这是他们少有的一次见面。
他们的车子在黎宅门前刚刚停稳,张国淦便抢先闪进院子里,向黎元洪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喘着粗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元洪面无表情地在客厅的主位上落座,段、张分坐两边,会谈气氛一点也不亲切友好——段祺瑞一言不发,黎元洪也保持沉默。这场哑剧持续了大约40 分钟,双方似乎都坚持不下去了,段突然站起来,向黎元洪半鞠了一个躬,表示告退,黎元洪也如释重负,站起来送客。段祺瑞临走时向张国淦交代:“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国淦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祺瑞回答:“有我。”说完,扭身跨入汽车。
段轻视黎的原因,陶菊隐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前清时期,他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第二,袁世凯当权时期, 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第三,目前黎的总统地位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 他认为对黎没有假以词色的必要。”
实际上,黎元洪这个憨态可掬的大玩偶,已经得知了袁世凯过世的消息。
自1913年12月,身在湖北的黎元洪被袁世凯派来的段祺瑞拉上前往北京的火车,他就注定要成为袁的政治俘虏。尽管袁世凯以迎接孙中山的规格迎接黎元洪,但宴会结束后,黎元洪就被送到了中南海瀛台,一见瀛台,黎元洪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副总统除了看书、写字、散步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偶有客来,则颓然若愚,绝口不谈政治。所幸他的运气比光绪好,他熬到了袁世凯死,只是刀刃下的生活,练就了他的谨小慎微,所以,当袁的死讯传来的时刻,素来谨慎的黎元洪不敢轻易相信。他派女儿黎绍芬前往中南海打探消息。当黎绍芬说,她在中南海怀仁堂,看见尚未入殓的袁世凯尸体上盖上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黎元洪才相信,自己的出头之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