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右三）在北京，与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等人合影

　　闫晗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泰戈尔击中泪点

　　我第一次读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时，是小学五年级，当时边读边落泪。等到工作之后，有一次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在网上寻找，鼠标拂过那些字句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过了几年，再次重温《喀布尔人》，虽然对情节熟稔，可顺着泰戈尔不紧不慢的叙述，我的鼻子又酸了，热泪盈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开始思考：把故事写得那么感人，泰戈尔是怎么做到的？

　　《喀布尔人》讲述的是一个喀布尔小贩偶然走进了作者的生活，和他五岁的小女儿敏妮成为朋友。喀布尔人“穿着污秽宽大的衣服，头缠高高的头巾，肩上扛着一个大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原本是让孩子害怕的形象，却用他的善良、幽默和耐心，征服了敏妮。因为有个人买了东西不付钱，喀布尔人捅伤了他，被捕入狱。八年后，喀布尔人出狱后，仍然想见见他的老朋友敏妮，而当时敏妮正要出嫁，家里在准备婚礼，他的要求被敏妮的父亲“我”拒绝了。

　　原文前面做了很久的铺垫，但最后一刻，喀布尔人才说出来，为什么对一个异国的小女孩有着那样的惦念和情谊。虽然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了，是因为他有个一样大的女儿，但泰戈尔没有安排他讲出来，只是叙述他坐在门口耐心地听敏妮叽叽呱呱说话。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的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他为何擅长和喜欢跟孩子相处？因为他是个父亲，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为了谋生而分开。

　　出狱之后，他惦记小敏妮，被拒绝见面，想送孩子点吃的，人家要给钱，他不得不证明自己的心迹，掏出了自己女儿的信物——一张又小又脏的纸上女儿小小的手印。他们太过贫穷，连张相片也没有，只有摁下小小的手印作为信物，而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敏妮的父亲最终让敏妮出来见喀布尔人，然而八年过去，敏妮不再是当初叽叽呱呱话很多的小女孩了，会面有些尴尬。“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总是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我几乎很少和她攀谈。”对于敏妮来说，她要成为一个新娘了，恐怕已经忘记5岁时的玩伴。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鲁迅的《故乡》中也看到过。和童年的玩伴闰土再相见，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现实身份，无法回到从前的亲密无间，脑海中闪回诸多童年的情形，可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泰戈尔呈现这种隔阂，是为了自然联想到喀布尔小贩和他亲生女儿时间和空间上的隔阂。“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故呢？”

　　屠格涅夫写“穷”

　　19世纪俄国农民的穷是怎样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白菜汤》里，刻画了另一种场景。死掉独子的农妇还在喝白菜汤，前来探望的地主太太一厢情愿地认为她心肠太硬——“她在这种时候还能够吃东西！”她质问道：“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关心你的儿子吗？你怎么会有胃口吃得下东西，你怎么能喝得下白菜汤！”

　　农妇脸颊很瘦削，颜色也阴暗，眼睛红肿着，她说，“我的瓦西亚死了，自然我的日子也完了，我活活地给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汤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放的有盐呢。”太太只是耸了耸肩，就走开了，在她看来，盐只是不值钱的东西。穷人再伤心也不能糟蹋盐，物质的短缺导致悲伤也没法纯粹。这句话有一种深重的悲哀在里面。

　　无论是写作，还是视频作品，都需要细节来支撑。不要直白地说，要让读者和观众用眼睛和心灵感受。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看过广播电视专业学生的毕业纪录片作品，有个学生拍了不富裕的老太太的生活。其中一个细节让人印象很深：老太太热牛奶时，把袋子里的奶倒到锅里后，又到水龙头那里灌上一点自来水涮一涮，袋子里的自来水也倒进锅里煮。卫生间里的自来水龙头在滴水，下面用一只水桶接着水——可能因为是水龙头坏了没有修，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滴水的话，水表不走字。没有任何旁白说她家里穷，只是观众获得了重要的信息。生活习惯说明一切，如今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老人不是喝不起牛奶，而是要涮一下牛奶袋子。这是经历过困窘生活的人才会有的细节。

　　韩少功在《风吹唢呐声》里写一个人“肩头开花裤打结”。“他肩头开花裤打结，蒜球形的鼻子有点翘，口腔向前面严重突出，笑起来脸上浮现出一派天真。像有些农民一样，劳累使他的肢体有点变形。如果没有衣服和那双浅口套鞋，你完全可以把他想象成一只大猩猩。”这种困窘的样子令人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