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的市长何毅，他是1979年11月出生，是全国最年轻的市长之一，而且他是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硕博。4年前，他担任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局长，作为优秀的金融‘课代表’，在2年前被省委、省政府派到我们黄山担任市长。在他的主导下，我们市本级组建了总规模158.6亿元的8只基金，其中一只是100亿元规模的新兴产业基金。”近日在北京的一场项目路演对接会上，安徽黄山市驻京联络处主任李瑜娟向在场的近百位驻京办、招商局、企业负责人“炫”起了市长和超百亿元规模的投资基金，以显示当地的专业度、实力和诚意。

　　浙江永康市驻京招商引才办主任曹张明也随后表示，当地联合普华、京东方、宁德时代也设立了5只基金，规模达150亿元，而3年内这几只基金将扩展到300亿元，可以为单个项目最高出资1亿元。

　　在外界以往的印象中，各地驻京办最重要的任务是服务和接待老家政府，对接中央各大部委，但如今他们的任务已经将“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列为第一要务。驻京办系统也从幕后转到台前，甚至是在一线“肉搏”抢项目。

　　国务院颁布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已有半年之久。根据《条例》，各地政府将被禁止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禁止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禁止给予特定经营者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优惠。这意味着，以往各地通过“返税”“财政奖励”等方式吸引企业落户的方式不再被允许。而这或许是包括驻京办在内的政府机构上阵“肉搏”的原因之一。

　　摸索至今，各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的效果几何？ 招商引资又难在哪里？

　　“相比杭州那些发达地区，我们其实还停留在传统的招商理念中。”中部某市投促主任说。中西部地区在资金和人才“双缺”的情况下，“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异常尴尬。

　　“我们最喜欢的是大型的央国企、世界500强、上市公司，其次是大型的智能、制造企业，或者高科技企业。对于这些企业，可以一事一议，优惠条件也可以量身定做。”上述投促主任说，“而要想招这类大企业，都是要市长、市委书记，甚至省长、省委书记出面才行……”

　　“地方要不然能为企业节省成本，要不然企业能在当地拿到市场，或者直接给企业钱，这是最立竿见影的。”北京的一家熟悉孵化产业的国企负责人说，“北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都是比较注重眼前利益的，喜欢的都是大企业，因为他们一旦落户就能为当地创造产值、税收、就业。而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更看重潜力和企业所创造的长远利益，毕竟发达地区相对来说财政还是有实力的，另外南方土地资源稀缺，所以更喜欢科技类这些不太占用土地指标的企业。”

　　一家知名产业园区上市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表示，当前招商引资呈现僧多粥少的市场行情。以制造业企业为例，一般企业都能自己解决市场订单和原材料问题，那么资金是对企业的最大诱惑。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基金招商、股权招商的方式，但能使用这种方式的更多是东南沿海这样有较强财政实力的地方。

　　行业内一家公司董事长表示，以前的国资投资并不是很盛行，或者其往往会和民间资本共同成立一些投资基金，由各方共同决策，但现在因民营资本多数都套在股市中，或者之前的投资还没有退出，所以现在有钱的就剩下国资了。

　　正是很多国资忌惮“终身负责制”，往往很多国资在投资时会与企业签订“对赌协议”，以此来规避风险。“谁也难以保证企业只增长，但因为‘对赌协议’的存在，很多科技公司都被拖垮了。”上述企业董事长说，也有的国资会要求企业在拿到投资后必须回到当地进行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因为这也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现。

　　北京某投促中心人士举例说：“一家区级国资天天看项目，但这半年来，真正上会的项目只有一个，而且最终也没有投。”该人士进一步表示，基金投资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投资人才的匮乏。中国的投资市场在2008-2010年兴起，发展至今也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现实是有钱的不懂市场、企业，懂企业的又没有钱。”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向中央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方式正在被逐渐使用。该种国债一般指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通常是由企业报给地方发展改革委，再逐级上报至国家发展改革委，由发展改革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后，再下发到企业。企业也可以自己报，但要通过中介进行包装做方案，光这笔设计费就要150万元左右，即便如此目前已经排到几万个项目了。”某企业投资负责人说，“中西部地区国债配资比例更高，有的项目配资可达到80%。”山东某区级招商局局长表示，通过包装国债的方式来争取资金确实是有效果的，当前也算一个招商的方式。　　   （摘自3月3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