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讲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国家图书馆的一层大厅已经排起了长队。相似的场景一个月前也在上海图书馆上演过，那是一个更大的空间，座无虚席。两场活动皆缘自新近出版的一本对话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之一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见图）。

　　在学界，刘擎是一个响亮已久的名字，学者许纪霖称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但由于其所从事的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大众性的学问，公共层面上，他并没有那么为人熟知。变化始于2020年底开播的第七季《奇葩说》，在那档热门综艺中，他凭借着深厚的学识、机锋的言辞以及不失温暖的人文关怀而破圈，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宝藏导师。

　　不过节目播出之后，大量的采访、节目和活动涌来，迅速挤占了刘擎原本的生活空间——走在路上随时有人合影，坐飞机会被空姐认出，就连商业品牌也递来代言邀请。于是他申请了一个访学项目，前往哈佛大学，希望借此过上一段安静的日子。只是现在看来，外界的热情一如既往，刘擎的温度依然没有退去。

　　瓦尔登湖畔

　　2023年8月底，刘擎抵达波士顿，正式开启了十个月的访学生活。他最享受的始终是学生的角色，可以尽情吸收而不必生产：他去旁听阿马蒂亚·森的哲学课，参加桑德尔主持的讲座，和王德威做了多次长谈，与欧立德共进午餐……相遇的人很多，其中也包括同期访学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严飞。两人随即商定，不妨借这段难得的静修时光做一些对话。

　　第一次对话诞生于瓦尔登湖畔。这个湖泊因为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成为“诗与远方”的一个象征符号。面对着粼粼波光，刘擎突然明白了梭罗为什么要在此幽居并将笔力倾注其上：这里距离最近的小镇只有一英里，到波士顿也不过半个多小时车程，他实际上不是简单地与世隔绝，而是创造着一种反省沉思的状态。他的文字指向的并非这片原始的宁静，而恰恰是那个喧闹的人间。

　　刘擎觉得，将近两百年前，梭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先知先觉”地开启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在我年轻的时候，现代化是特别有感召力的，显然那时已经有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维度……但我们没有特别强的亲身感受，因为你还没有现代化，怎么就反思现代性。”

　　转变是在留学以后。1991年，刘擎到马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在美国的九年，我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批判性的肯定。”由此，他也确立了自己学术的核心命题，即如何在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导宰制的现代世界中恢复或者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

　　与严飞的对话，其实同样围绕着这个命题展开。聊天差不多每个月进行一回，有时是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有时则是现实意义的话题，比如故乡与乡愁、痛苦与疗愈，比如文科之困，比如反智主义的潮流。对话间隙，他们也不时相约游玩，瓦尔登湖依然是常去的地方。

　　不过按刘擎的本意，从瓦尔登湖出发的这些对话并没有打算以书的方式与公众见面，从一开始就想好要拍成视频，分享给愿意思考的年轻朋友。后来在严飞的积极推动下，他才觉得或许也可一试，于是花了一番功夫补充、修改，终于结集成《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介入与旁观

　　最初的刘擎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尚在华东纺织工学院读化工专业期间，他就是上海文化圈的一颗明星了。他写诗、做评论、搞实验戏剧，文字激扬，意气风发。最擅长的是演讲，从来不背稿子，临场发挥便能出口成章，并且极富感染力，时任上海演讲协会顾问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对他很是欣赏。他和许多人一样，积极地活跃在时代的公共舞台。

　　但兴奋过后有时是茫然。他决定退场，转身跃入一个深邃的思想世界去探索答案。许纪霖回忆过，就在刘擎即将启程之前，他们还有一次聚会，讨论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昆德拉代表的超脱，一条是哈维尔代表的介入，刘擎当时选择了昆德拉，去国外求学一头扎在哲学的象牙塔里，他确认了此生愿“以学术为志业”。

　　2003年，刘擎回到了上海。一年之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来华，停留上海的几日，由刘擎接待和陪同。相处中，罗蒂跟他讲过一句话：“哲学变得有一种increasing irrelevance（日益增长的无关紧要性）。”这给了刘擎很大的冲击。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从洛克到卢梭，所有人都特别关注自身的时代，马克思更不用说了，韦伯差不多从政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很近的。”他意识到倘若远离了社会和时代，最终是会导向某种枯竭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共同生活的。”

　　随后，刘擎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过去一年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进行回顾，一直连续写了十八年。他既保持着对时代动态的关注，也努力于向公共领域的输出。2005年，刘擎把他的课程“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搬上了网。十几年后，知识付费时代到来，他又在“得到”制作了全新的一版。马东听到了这门课，于是有了第七季的《奇葩说》。

　　年轻时的刘擎似乎重新归来了，当然，两个身影并非完全重叠，经历过岁月的沉淀和智识的训练，他自觉地保留有一份抽离。借用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的一本书，他称之为“介入的旁观者”。眼下，刘擎又在写作一份新的讲稿，关于爱情：“爱情就是最小的政治单位，是两个人的政治共同体。”

　　活过了六十岁，外在的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从心所欲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内在的那种满足是喜悦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8期 徐鹏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