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世界名著《简·爱》，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者是李霁野（见图）。随后产生了很多中文译本，小说的标题却一直沿袭李霁野的译法。

　　早在1924年，20岁的李霁野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戏剧《往星中》，得到鲁迅的高度肯定，并因此成为鲁迅的学生和挚友；随后，他参加鲁迅倡导的未名社，从事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传播和其他进步文学活动。1928年，李霁野因翻译《文学与革命》一书被捕入狱；1943年，受日军迫害，离开北京，辗转至重庆等地，从事教学、翻译和写作。1949年，李霁野来到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1951年至1982年，任系主任。90多岁高龄之时，他仍兼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译协名誉会长等职。

　　从1923年起，李霁野就开始从事进步文学翻译，翻译了包括《简·爱》《被侮辱与损害的》《虎皮武士》《四季随笔》《战争与和平》等世界文学名著共计500万字的文学作品。遗憾的是，有的译稿在抗战中被日军所毁。小说戏剧之外，李霁野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诗歌，译诗贯穿他几十年的翻译生涯。比如《妙意曲》，就是他翻译的英文抒情诗集，共收入74位诗人的200多首抒情诗，这是李霁野最主要的英诗译作。

　　李霁野不仅是翻译家，对翻译理论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考。李霁野的早期翻译活动，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革命文学为主流，译作忠于原著，译笔流畅。他的翻译观，大致如此：原作是名著，被翻译过来，译作应该仍然是名著，并且，译作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时，他还认为，这虽然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但译者应当努力做到。在译诗方面，李霁野主张尽力保持原诗的形式，包括诗行、诗节、韵脚、韵式，但又不要绝对化，认为译诗应当比译散文多一些自由。总之，一流的原文，一流的译文；严谨的要求，灵活的变通，是李霁野的文学翻译之道。

　　早在1983年，李霁野的学生宋德利，曾写信给李霁野，请教翻译的问题，李先生回信谈到直译和意译的关系：“我主张直译，只要中文能合规范，看得懂，要尽量保存原文语言风格特色。这点难做好，但要努力。译文晦涩难读，不能算直译，只是死译。好的直译能本身成为好文章，与意译并无矛盾，改动太多的所谓意译，与硬译同样不可取。”

　　李霁野具有深厚的中文和英文修养，加上长期的译诗训练，他的译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但是，在《妙意曲》译诗集的译后记中，他却说：“因为我虽不坚决主张诗不能译，却觉得译诗是天大的难事，译出来还有诗味的不多，我的译文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位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名家，却有如此谦虚的胸怀。

　　（摘自1月22日《中华读书报》 张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