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总布胡同开始，我家一直是人来客往不断，在什方院如此，搬到二条七号院依然保持着这样的状态。在那个年代，像我家这种状况，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很特殊的人家。家里的来客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父母的亲友和客人；一类是我祖母的客人，这些客人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故交和亲友，也有我祖母后来往来的朋友。祖母那里整天人来人往不断，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这种往日的喧嚣，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已经习以为常，往来的亲友、客人也给我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象。

　　爱说爱笑的奚啸伯

　　我小时候，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后四大须生”这样的说法，大概就是奚啸伯先生（见左图）在世时，他也没有想到会列于“四大须生”之中。“马、谭、杨、奚”的美誉应该说是在近40年才形成的。

　　奚啸伯来我家的时间大概很早，至迟也是在什方院时代，因为我记得，他第一次来二条时我们刚搬到这个院子不久，他一进门就闹着到处参观，还不停地说：“不错，不错，比什方院强，别看房子不多，这院里的树多，曲径通幽，多好啊。”

　　奚啸伯是旗人，祖上曾拜相入阁，祖父裕德是道光时的进士，曾拜体仁阁大学士，父亲也当过度支部的司长。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应该说是书香世家。他自幼酷爱皮黄，往来于京城各票房之间，最后终于下海，正式组班成为演员。

　　奚啸伯与我家来往的渊源起因我不太清楚，不过似乎与我伯母（孃孃）有些亲戚关系，因此每次来，都是孃孃陪着他。奚啸伯在我家从不拘礼，极其随便，两位祖母对他也是随便开玩笑，因为奚啸伯的个子矮（至多也就一米六五上下），两位祖母当着他的面叫他“奚小人”，他也从来不恼。

　　奚啸伯那时40多岁，还十分活泼，他一来家里就显得热闹。老祖母也会特地从南弓匠营赶过来，大家一起热闹一下。奚啸伯爱动，也善谈，聊天说到兴奋时就站着说，别人坐着，他站着，还在屋里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说。

　　奚啸伯除了抽香烟，没有不良习气，全身心都在他的艺术上。他曾向言菊朋请教，对四声特别讲究，很多唱腔都是他悉心打磨出来的。他的身材不高，但是台风很好。《珠帘寨》一剧，别人都是以“昔日有个三大贤”唱段讨俏，他却是在“老只老”前后的那些散板才是最潇洒的，把一个老夫少妻受制于二位皇娘的无奈与诙谐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难以企及。我小时候看过好几出他的戏，包括这出戏和他最拿手的《白帝城》，但是那时候太小，不懂欣赏，倒是许多年以后多次听他的录音，才领悟出唱腔的韵味和细腻。

　　他那时是北京京剧四团的团长。1956年成立北京市戏曲工作者联合会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大合作戏《四郎探母》，那场戏五个四郎，虽然他的戏份不重，但还是情绪饱满，还给我家送来了演出票。

　　奚啸伯最大的长处是从来不说别人的短处，这在梨园同业中是最难能可贵的。他在我家经常提到马先生、谭先生以及其他老生演员的优点以及自己的不及之处。他的字写得也很好，一看就是有幼年临池的基础，非常有书卷气，绝非是一般演员所能达到的水平。

　　他最大的嗜好是吃西餐。我记得全家和他一起起码两次去过俄国老太太那里。但去俄国老太太那里吃饭，不是临时动议就能去吃的，必须事先一周预定才行，因此多是退而求其次——大家一起去莫斯科餐厅。奚啸伯每次总是说风就是雨，一经提议，就闹着立即出发，特别能张罗。

　　后来他去了石家庄，来二条就很少了。

　　福建祥的偶像叶盛兰

　　说到追星，在今天丝毫不奇怪，每个明星都是追捧者的偶像，身后都会有一群追星族。但是我家的厨师福建祥的追星，倒是值得一记的趣事。

　　据福建祥告诉我，他早年就崇拜叶盛兰（见右图），看过叶盛兰很多演出。无奈二条时期，叶盛兰所在的中国京剧院总是在护国寺的人民剧场演出，福建祥要做饭，没有机会去人民剧场再去看叶盛兰，一直引为遗憾。他曾和我说过，叶盛兰当年搭马连良扶风社的班，那时的戏他几乎都看过。尤其是与章遏云合作的对戏，堪称是珠联璧合，他都是亲临现场。因此他对叶盛兰崇拜得五体投地。彼时的福建祥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头子，又矮又胖，胡子拉碴，居然追星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因此我至今难忘。

　　叶盛兰早年在富连成学习旦行，后改小生，曾拜著名小生程继先为师，恰巧与我的叔祖父赵世辉（赵尔巽之子，行十二）同在程门下。那时程对我的叔祖青睐有加，曾长叹“可惜世辉出生在宦门世家，不能下海，不然前途不可限量”。这些叶盛兰也都非常清楚。叶先生来过我家几次已经记不起来，印象深的似乎只有一两次，时间大概是在1962年前后，每次来大多是由他的弟子张岚方陪着。那时我也爱看叶先生的戏，不但他的翎子生戏，就是文小生的戏也一样喜欢。甚至他后来在《金田风雷》中扮演的韦昌辉，我都看过。不过，我可没有福建祥那样的追星情怀。生活中的叶先生温文尔雅，我觉得他私底下与舞台上的周瑜、罗成、吕布、刘章、安敬思等相差甚远，个子也远没有舞台上那么高。

　　我记得那天叶先生穿的是件宝蓝色的绸子面中式小夹袄，皮鞋西裤，头发不多，往后背着，戴着金丝边的近视眼镜。因为中间去洗手间，经过我房间两次，也和我点点头，彬彬有礼。

　　上房有戏曲界的来客，除非是像奚啸伯这样的熟人，一般我是不会过去的，所以叶先生来，我并没有过去看。福建祥就大不同了，那天他反常地亢奋，先是跑到我屋里报告“叶盛兰来了”，其后就借着端茶送水，出出入入上房无数次，不好留在屋里，就站在屋门外候着。春秋天上房的屋门从来不关，他就站在屋门外面窥视，似乎等着叶先生能唱两句。福建祥也没脑子，这种场合，大家聊聊天，哪会有谁唱上两句？不过，福建祥也许觉得能瞻仰几眼也是过瘾。

　　叶先生大约是晚饭前走的，以至于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到了八点才吃上饭。

　　北京饭店资方经理邵宝元

　　邵宝元先生那时常来二条，就是在排演《四郎探母》之前他也常来，是在政协学习的联系人中走得比较近的一位。他是在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北京饭店后担任资方经理的，时间大约在三四十年代。

　　前些年，我应北京饭店莱佛士集团之邀住在北京饭店时还和他们的管理人员聊起邵宝元。据说资料档案中只见到几处邵宝元的名字，其他就没有任何材料了。我估计在1949年以后，邵宝元脱离了北京饭店的管理阶层。前几年，因为我的书中曾提到邵宝元的名字，他外甥马先生辗转打听到我的住址前来拜访，聊到他晚年直到他去世的一些生活情况。

　　邵宝元那时就已经60岁左右，比我的祖母还大些。他个子不高，人比较胖，很憨厚的样子。他喜欢看戏，也懂戏。他在《四郎探母》中饰演大国舅，一招一式都是按照萧长华的路子，不像郭布罗·润麒那样插科打诨。那时，我家里的人包括祖母在内，都已经不大去剧场看戏了，而我是最喜欢看戏的，于是除了与福建祥去看朝外日场的戏外，与邵宝元先生一起看戏的次数最多。当然，也只局限于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

　　邵老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不过，令我感动的是，不管散戏多晚，他总是坚持一定要把我送回家，看着我走进七号院大门才肯离去.

　　至今，我还能记得起来邵宝元先生的样子。

　　（摘自《二条十年（1955-1964）》，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