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忠良博物馆，陈列着一本由王金昌先生收藏的《新华周刊》。这本《新华周刊》是第十一、十二期的合订本，发行于1943年7月7日，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暨全面抗战6周年而发行的专刊。《新华周刊》合订本刊登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坚持了六年抗战的八路军》等文章。展读这些在烽火硝烟中形成的文字，可以深刻地领悟八路军和新四军艰苦抗战的精神、军民一家的关系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强保证。

　　《新华周刊》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副刊，创刊于1943年3月15日，停刊于同年9月29日，前后共出刊十九期十八本（有两期为合订本，即本文所言这期），因为战争残酷，更因为身处敌后，办刊时间仅半年，因此存世极少。然而它刊发文章的分量却很重，不仅有八路军高级将领的文章，也有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文章，还有乔木、范文澜等文化名人的文章。

　　“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制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向华北推进。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至此，“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朱德在《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一文中，先简述了全面抗战六年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

　　在对敌作战上，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曾给予敌寇兵力、兵器以很大的损失，并使各地敌军无一刻安静休息的时间。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达六万六千次以上，杀伤与俘虏日军约达卅万人，还牵制了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已打了半数的敌人。

　　为了坚持这六年的敌后抗战，我们曾付出极大的血的代价。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六年中，阵亡与失联络的指战员共达十三万七千余人，六年来伤亡总数则为三十八万余人。由于我们在敌后给予敌寇以不断的打击，也扰乱了敌人所谓在东亚作战的“兵站基地”，这对于盟国抗战或不无贡献。在对敌军工作上，我们进行了许多次政治攻势，使敌军士兵厌战情绪为之大增。

　　之后，朱德实事求是阐述了八路军、新四军遭遇的困难：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具体表现为：（一）敌寇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二）敌寇对我军作战，由围攻到“扫荡”，最近更用连续“扫荡”、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奔袭等战术，来求消灭我军、蚕食我根据地……（三）敌寇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我人民，大捕我壮丁，以摧残我根据地内的人力；大烧我房屋，大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四）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

　　朱德陈述这些困难后，指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能够克服艰难险阻、持久抗战的五条原因，每条中都有以民为本、军民团结的内容，如第五条：

　　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

　　彭德怀笔下民众的英雄事迹

　　彭德怀在《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中说，事实证明，八路军能屹立敌后，坚持六年，“这绝非偶然侥幸所获得，而是从六年来军民合作，共同努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英勇奋斗中获得的”。他突出讲述了许多一般民众“至高无上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气节”。

　　由于冀中回民支队经常积极打击敌人，敌寇恨之入骨，以骑兵数百突然包围河间辛庄村，将所有男女老幼驱至广场，追索马本斋队长的母亲（简称“马母”），全村男女均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敌人当场斩杀数人，全村民众仍声色不动，毫不屈服。敌人对该村民众施以酷刑拷打，灌冷水辣椒面，许多同胞被打得死去活来。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毅然承认自己即“马母”。敌寇立即押解马母，软硬兼施，百般威胁利诱她写信劝子投降。马母坚称：

　　我是中国人，我的孩子参加八路军，一向不知道有“投降”两字。他现在带着队伍和他三弟在一块，你们日本人有本事，就跟他去打。

　　贤良的马母绝食而死。

　　辽县（左权县）后柴城村的财政委员吕振芳被敌人抓住后，敌以开水将他全身烫烂，他仍守口如瓶，始终不肯供出公粮存放地，最后被敌砸死。

　　太行山的神枪射手刘二堂百发百中，敌人“扫荡”时，每次都被刘二堂打死人马和指挥官。前一年大“扫荡”时，敌以千人专门围山搜捉，刘二堂之弟假称自己是刘二堂，被敌惨杀。当时辽县各地民兵尚不知真相，即自动为刘二堂报仇，亦有自称刘二堂者，一时到处都是叫刘二堂的民兵，闹得敌人很奇怪：为什么杀了一个刘二堂，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刘二堂？

　　专刊上还有一篇记者子展采写的文章《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八路军是什么队伍了！》。文中记述了日军第四独立混成旅团23岁的一等兵田中眼中的八路军。田中是日本本州滋贺人，1942年4月被军部强征来华，在1943年5月对太行根据地“扫荡”时，被八路军俘虏。田中被俘期间，深深地被八路军的所作所为触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军部征兵的时候说，华北很明朗，没有什么问题。谁知道是这样糟糕——我们几个人守在阳泉车站附近一个碉堡里，差不多每天夜里都睡不好觉，不说八路军，连老百姓都来打我们！

　　我走了一路，看见八路军和老百姓像一家人似的相处着，他们帮着老百姓种地。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八路军是什么队伍，他不是私人的队伍，而是老百姓的队伍，也更明白军部为什么这样怕它。

　　上述文章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六年并终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即“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方针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广大的敌后战场落地生根。也印证了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论断。　　  （摘自《档案春秋》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