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见图）最大的局限性，窃以为表现在知识或思想。

　　政治家当然不必是思想家，却不能没有思想。换一个更中性的说法，政治家必须具备与其时代使命相匹配的知识素养。一旦知识结构出现问题，势必影响其所把握的政治方向，问题越大，方向感越差。

　　慈禧的知识素养到底什么水平？这与其人一样充满争议。好玩的是，在这一点上吹捧她以至于把她捧上天的人，不是同胞，而是外国佬。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云：

　　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成为伟人也。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

　　曾入宫为慈禧画像的美国人凯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云：

　　慈禧太后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太后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希有之才。太后尤能满文，平日最喜浏览古名家诗文集，而尤喜读英武悲壮之诗……慈禧太后最富记忆力。盖中国人本以富于记忆力见称于世，而慈禧太后尤为此中杰出之才。

　　这些记述可信吗？先看作者。光绪九年（1883），濮兰德来到中国，给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当私人秘书，随后供职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官至总办，同时兼任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驻中国通讯员。基于这双重身份，他在历史前台表现相当活跃，如戊戌政变康有为经上海出亡香港，《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受审等，皆有其影踪。他还采访过李鸿章，撰有《李鸿章传》。

　　如果说此人声誉尚可，那么其搭档白克好司，通译为巴格斯，则被视为声名狼藉的骗子或疯子。除了大名鼎鼎的《慈禧外纪》，巴格斯另有一部关于慈禧的作品《太后与我》，满纸臆想，通篇意淫，更适合当作情色小说来读。《慈禧外纪》虽为二人合著，精通汉语、满语和蒙古语的巴格斯则是主导，他在书中大肆杜撰、伪造史料，如《景善日记》《荣禄遗折》等，害苦了许多读者和研究者。 鉴于这种种情状，可知此书对慈禧的描述，不用过于当真。

　　再说文本。无论《慈禧外纪》还是《慈禧写照记》，均称慈禧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可惜难以得到有效证据支撑，如《清史稿》等官方史书对此一字不提。结合慈禧家庭背景来看，其父叶赫那拉·惠征，在吏部当了十五年笔帖式（文书），四十岁后才被提拔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才具并不出色，亦无文名可言，所能给予儿女的文化教育只怕有限。慈禧的妹妹婉贞（光绪帝之母）、弟弟桂祥（隆裕太后之父）等，形象无不平庸。

　　推论之外，还有实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曾公布慈禧在辛酉政变期间亲自书写的密谕，正文加补注共计二百六十字，其中错别字十七个。除了错字连篇，密谕之文理大都不通。这一点慈禧心知肚明，故而在密谕之后特地叮嘱“求七兄弟改写”。七兄弟即醇亲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本生父，既是慈禧的小叔子也是妹夫。同辈兄弟当中，奕譞文化素养最高，著有《九思堂诗稿》等，他的确有资格帮慈禧润色文字。

　　慈禧初出茅庐，便露马脚。四年后，形格势禁，她不得不再次亲自起草上谕，试图罢黜执掌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经过四年垂帘听政，其措辞大有讲究，文理通畅多了，文气凛然有王者之威。不过爱写错别字的老毛病如旧。正文共计二百三十字，其中错别字十一个。慈禧的自知之明也是一如既往。她把上谕发给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忘交代“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通过慈禧亲自书写的这两封密谕和上谕，足以推翻《慈禧外纪》《慈禧写照记》等关于其知识素养的美化工程。不消说青年，哪怕修炼到晚年，她也无法做到“能为诗词，非同凡响”；稍微生僻的字，如张一麐之“麐”照样不识，还得询问大臣。

　　需要注意，文化水平不等于政治水平，文化水平低未必政治水平也低，文化水平高未必政治水平也高。慈禧属于前一种情况，她的政治水平远高于文化水平。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政治水平，终归还是受文化水平制约，制约重点表现在政治视野与方向。书读多了，世面见多了，视野自然要开阔一些；视野开阔了，则可看清一个时代的潮流与方向。由此而论，尽管慈禧擅长顺势，敢于与时俱进，不过更多出于被动而非主动，近乎见招拆招，随波逐流，其政治视野终嫌狭隘，缺乏远见。若把近世比作激流，晚清比作一条破船，以她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保持船的平衡，而无法掌控船的方向，更无从预见时代或者说历史三峡的走势。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剧之形成，恰在于此。（摘自《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