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杨绛

　　五十年代夏衍夫妇与女儿沈宁

　　夏衍被钱、杨的作品迷倒

　　以创作报告文学《包身工》闻名于世，又有《秋瑾传》《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等戏剧作品加持的左翼文学家夏衍，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担任要职，负责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当他一接触到杨绛的喜剧作品和钱锺书的《围城》，即被迷倒，一唱三叹，久久难以释卷。而在当年，杨绛创作的话剧《弄真成假》《称心如意》，在上海确实非常卖座，好评如潮。据杨绛自述：“父亲随我姐妹等观看《弄假成真》演出，闻全场哄笑，问我曰：‘全是你编的？’我答：‘全是。’父亲笑曰：‘膳哉。’”（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71页。）

　　抗战胜利后，夏衍从重庆周恩来的身边来到上海工作。其间，在李健吾家里，由钱杨的清华学长李健吾居间介绍，夏衍结识了钱锺书、杨绛夫妇。

　　李健吾这位知名作家的作用，不能小觑，钱锺书、杨绛早期的文学声名都是在上海收获的，而且均离不开李健吾先生的提携推介。先是经李健吾的力促，杨绛在“孤岛”时期以喜剧创作成名，时人称钱锺书为“杨绛先生的丈夫”，直到《围城》经李健吾之手在《文艺复兴》上发表并出版，李健吾在《编余》中以欣喜的心情特别向读者推荐：“可喜的是……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这简短的几句话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一时钱锺书声名大噪，而《谈艺录》的问世，更赢得了自己的文学盛名。

　　李健吾多次在文化友人面前给钱锺书以赞誉，热心地介绍文化界朋友与钱杨夫妇交往，以期更多的人认识钱锺书及其成就。著名剧作家夏衍就是通过李健吾认识钱锺书夫妇并开始交往的。

　　多年之后，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这样写道：“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在上海的家，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锺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他在《忆健吾》一文中又一次提及，“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锺书。’我认识钱锺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

　　因此，能够在上海与钱锺书、杨绛缔交，被夏衍视作“这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夏衍：“我捧杨绛！”

　　1956年的夏天，对北京的知识界来说，是清爽宜人的。钱锺书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民日报》则准备改版，以适应读者需求。

　　在改版座谈会上，夏衍与李健吾等人交口称赞钱锺书杨绛夫妇。李健吾口才极好，他的发言极为精彩，谈到钱锺书时，慷慨陈词，唯恐在座的人不认同，把一个学人的风采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认为钱锺书是一位出色的学问家，还举出当年在上海翻译《包法利夫人》时，一条注释困扰了他半年之久不敢落笔，后来是钱锺书帮他解开了羁绊。夏衍后来追述道：“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锺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锺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对于夏衍力捧杨绛，其长女沈宁予以回应：“因为父亲原来写过剧本，他品得出杨先生的剧本写得好。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抄录有杨先生文章里的一段话：‘人物的对话，口气里可以听出身份，语言里可以揣想性格，但人物的状貌服饰，本人不便报道……若用对话，则需从别人口中道出，这也得按各人的身份，找适当的场合。（杨绛《旧书新解》，《文学评论》1981年4期），想来他一定读过杨先生的这篇文章，觉得有心得，才摘录了这段话。”（沈宁：《杨先生，想念您！》，见周绚隆主编：《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40页）。作家柯灵也认为，钱氏和夫人杨绛，伉俪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夏衍平时谈到钱氏夫妇，则常以赞叹口吻，说“这是一对特殊的人物”（柯灵：《促膝闲话中书君》，原载《读书》1989年第3期）

　　沈宁和杨绛结为忘年交

　　钱锺书夫妇与沈家的友谊一直延续着。1960年初，沈宁从莫斯科留学回到北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照她的话来讲：“当时我们都在社科院外文所，她（杨绛）是大专家，我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一个小编辑。”

　　这个年轻的小编辑却用一个小小的举动，给杨绛先生留下一个忘不了的形象，感慨了一番“夏衍先生对女儿的教养”——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提及：“有一个平时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时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

　　杨绛先生后来告诉沈宁，那个“富有同情”的年轻人就是她，可是沈宁却一点都不记得了。但她只记得，自己对杨绛做个同情的鬼脸完全发自内心。

　　20世纪70年代，钱锺书夫妇和沈宁都随学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杨绛在菜园子劳动，沈宁随大队一起下地干农活，都在改造中。所以他们接触得稍微多一点，钱锺书在当干校通信员，每天上邮电局取报取信，有空就顺便过来看看杨绛，和她一起散散步、聊聊天，这也是他们最浪漫的一刻。有时见到沈宁等年轻人打个招呼，有时还给沈宁和刘慧琴等人（都是杨绛在外文所的忘年交）带一点当时吃不到的零食。一次，钱锺书给她们一个罐头食品，他认为不太好吃，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钱氏幽默，使人难忘。

　　1971年干校由息县整个搬到明港，几十个人同住一间大宿舍，大家接触更多了。再后来老弱病残陆续调回北京，钱锺书和杨绛第二批一起走，大家都为他们高兴。但沈宁却一直懊恼：

　　那时是3月份，虽然已是春天，但屋子里还生着火，我和刘慧琴就琢磨怎么做点好吃的给杨先生饯行，于是决定到外面去挖野荠菜，包一顿荠菜肉馄饨给她吃，又剩肉又洗菜，忙活了半天，才发现馄饨馅调得味道太淡，不好吃。为此事我后来一直懊恼，没想到杨先生还记得，写到《干校六记》里去了。

　　也许是性格和审美上的投缘，使得沈宁后来成为杨绛的“老小辈”。两个在生活情趣上比较一致的人，更能聊到一块儿去。杨绛对沈宁的家人都很关心。几个孩子见她都挺亲，沈宁的丈夫赵少伟身体不太好，杨绛知道了，就给沈宁写了封信，转告赵少伟如何按摩保健，还在信中画了图。当时赵少伟就说，早知道，自己就不用吃这么多药了。

　　互相钦佩

　　1985年7月，夏衍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由沈宁赠送给钱锺书夫妇，得到两人的激赏。沈宁在《杨先生，想念你！》一文中写道：“当然，钱先生、杨先生也很欣赏我父亲。杨先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说：‘谢谢你送我的许多书，尤其谢谢你带来夏衍同志赏我们的大著《懒寻旧梦录》（题目我就喜欢），读后使我对向来敬重的前辈增添了认识又增添了敬佩。你真是个有福气的女儿，有这么一位好爸爸！我孜孜阅读时，忽发现我们的名字，惊喜得意，觉得很荣幸。锺书说歌德自传《诗与真理》简直可以做这本书的副题，因为这本书具有好诗那样的艺术性和信史那样的真实性。”

　　平时，夏衍与钱锺书夫妇虽然来往不多，但相互钦佩，相互关怀。夏衍曾多次对家人说，钱锺书是个大学者、活字典，他“中外古今一脚踢”。

　　1990年适逢钱锺书八十华诞，广州《随笔》第六期刊登夏衍题词、丁聪作画的《贺钱锺书先生八十华诞》。沈宁记得很清楚，“1990年钱先生和杨先生都快满八十岁时，父亲专请了丁聪和苗地两位大画家给他俩画像，自己还题了字。给钱先生题的是‘风虎云龙笔，霜钟月笛情’；给杨先生题的是‘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我父亲很少给别人写字题签什么的，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字不好，但这次却是主动写的。当然，钱先生、杨先生也很欣赏我父亲。”　　 （摘自《世纪》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