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庆前，张仃（右一）率工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国徽

　　华君武与张仃挺像——两人都是革命文艺工作者，而且都画漫画。他们有过三次重要的交集，很值得玩味。

　　第一次是在延安鲁艺，时为1939年，当时张仃执教鲁艺美术系，华君武在鲁艺美术系研究生部当学生。据张仃对笔者的口述：

　　有一天，华君武来找我谈心，谈起入党的问题，就自己要不要入党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入不入党是个人的事，你自己考虑决定……”

　　数月后，张仃离开延安去重庆，找到张光宇，准备一起创办《新美术》杂志，介绍边区的绘画创作。华君武1940年5月起执教鲁艺美术系，连任三期，直到1945年鲁艺迁离延安。笔者后来查阅华君武的履历，发现他“于1940年4月正式入党”。

　　第二次是1962年秋，张仃的云南写生汇报展在中央工艺美院举行，数十幅变形夸张、色彩强烈、装饰味浓郁的作品展出，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强烈反响。这批画的来历比较复杂，这里作一点追溯。

　　1956年春，张仃到法国巴黎，担任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艺术总设计，其间浸淫西方近代绘画艺术，尤其是拜访艺术大师毕加索之后，心灵受到震撼，不啻醍醐灌顶。1956年秋，张仃从法国归来，马上给在北戴河养病的张光宇写信，透露了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困惑与觉醒：“看了人家的东西，不胜感叹。这些画都似曾相识，就是画不出了，如失了通灵宝玉。我想路子一定能找到的。”

　　1957年秋，张仃调入中央工艺美院任业务副院长，打出“装饰”的艺术旗号，开始探索一种契合自己的天性而且更能表达“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装饰绘画”。这个过程中，他一边临摹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马蒂斯、鲁奥、莫迪里安尼的作品，一边以瓶花、民间陶罐为题材进行创作实验，画风焕然一新。

　　1962年春，张仃有机会带三名年轻助教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作民艺调研，采风写生。明媚旖旎的自然风光，质朴原始的生活情调，令张仃如痴如醉，不能自已。神思飞扬中，他创作出《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傣家少女》《哈伲族女民兵》等杰作，从此陷入“迷狂”境地。

　　汇报展览会上，赞赏者有之，摇头者有之，不解者更有之。众说纷纭之际，华君武一句俏皮的“这是毕加索加城隍庙”，令全场鸦雀无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这是一个颇具杀伤力的负面标签。三年后，张仃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第三次是1978年秋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竣工，民航总局、文化部联合邀请中央工艺美院承担机场候机楼壁画的设计制作，张仃任艺术总指挥。

　　张仃担此重任，有特殊的背景：当时全国的高等美术院校，只有北京中央工艺美院设有壁画专业，那还是20年前“大跃进”浪潮中，张仃审时度势，与张光宇一起创办的，之后一段时间虽未发挥作用，却为20年后的首都机场壁画培养储备了人才，可谓“未雨绸缪”。为确保机场壁画圆满成功，当时成立了由民航总局、文化部、工艺美院三方组成的领导小组，核心成员有吕振哲（民航总局副局长）、华君武（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张仃（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分别负责后勤、政审和创作。两个40年的老相识又一次碰上了头。

　　然而，机场壁画的诞生悬念重重。据原中央工艺美院领导、机场壁画研究专家卢新华披露：当时很多知己友人，包括上级领导，看到张仃的壁画方案一反“文革”模式，大有流派纷呈之势，都替他捏一把汗。其中，华君武这样提醒张仃：“你就不怕你的这些壁画方案出来，再批你‘毕加索加城隍庙’，再挂你黑牌子？是你对我负责，还是我对你负责？”张仃回答：“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摆脱不了谁。不是你向我负责，就是我向你负责。”并坦然表示，“我不怕再被打倒。我们要对中国的艺术负责，要对民族文化的未来负责，要无愧时代，无愧自己。凡事总要有人担当，总会付出代价，甚至是牺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给张仃的壁画方案以极大的支持。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50多位画家齐心协力，经过九个月的埋头苦干，张仃的壁画蓝图得到圆满实现。然而，就在大功告成之际，袁运生《泼水节》中两个傣族裸体少女引发汹汹舆情，甚至惊动国家民委出面干预。

　　当时有关领导找张仃，让他去说服袁运生给那两个裸体少女穿上衣裤。张仃对这位领导说：“艺术家有时也是十分脆弱的。否定一张作品并不难，而肯定一张作品有时却要付出大得多的勇气和胆量。”他把文艺复兴时期教皇指定两个画家给米开朗琪罗《末日审判》中的男女裸体画裤衩的故事讲给领导听，领导说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张仃只好把领导的意图转告袁运生，并加上一句：“主意你自己拿。”袁运生拒绝了领导的意见，维护了艺术的尊严。这场风波，最后以裸体部分被遮蔽告终，10年后始见天日。

　　（摘自《书屋》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