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游心影录》书影

　　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

　　“真乃令人惊心动魄”的国际形势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透露了他对战后欧洲的观感。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他先从欧战前后的残破局面说起，视欧战为“人类历史的转捩”，“觉得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战后国际上的隐患依旧存在，虽然“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

　　国际上的这些危险情形在梁启超看来“真乃令人惊心动魄”。而各国生计及财政纷纷破产，社会革命暗潮汹涌，贫富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绝非前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工业化国家内部劳资矛盾，“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自19世纪以来，生物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影响所及，“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

　　“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还试图为中国应对世界的变局开出药方。梁启超首先做出一个判断，“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他明白提出一个如何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的问题。“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爱国观，一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国家观。由此，梁启超鼓励国人：“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

　　梁启超对欧洲的观察有很多独到的心得。他在介绍欧洲的见闻时，一方面指出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战后民生的凋敝；另一方面也赞扬英国的宪政、法治精神和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

　　“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

　　梁启超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他说：“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工人为维持基本生计，不得不“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分析了解决这种矛盾的两种派别：一派是“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的各国社会党；另一派是主张推翻现存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工人管理工厂的俄国“过激党”。他预估世界：“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但梁启超并没有因此立即倒向俄国式的革命，他对中西间的社会矛盾作了比较，认同在中国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不同意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特别是其提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搬到中国来。

　　寻求“中国之文艺复兴”

　　访欧前夕，梁启超发表《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强烈的“将来观念”分不开：“我国是个很有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种文明历史，都是从我们祖宗很深强的将来观念构造出来。我们受了这种好遗传，就令不肖，何至便像阿非利加洲黑人今日想不到明日的事？”

　　访欧归来，他强化了重振中国文化的信心，要求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责任，寻求“中国文艺之复兴”。为此，他希望青年一代，“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这种对中国文化四步走的规划，构成其与新青年派不同的思想理路。可以说，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谱系中，与杜亚泉、梁漱溟相比，梁启超多了一些西方文化的新元素；与新青年派比较，他又多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分量。　　 （摘自2月28日《北京日报》 欧阳哲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