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推广小先生制作动员报告

程霖生公馆

红庙大扫除

　　陶行知一生为国事四处奔波，曾几次来上海，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上海度过。

　　居无定所

　　为了“让中国人人受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放弃了每月五百元大洋的高薪后，从此没有职业，靠卖稿、卖讲、卖文为生。他办学校靠募捐，向武训学习，要饭办学。他把所有的精力、财力、心血，用在办教育上，如他的诗所写：“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时为了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他没有房产，因为无钱购置，更无心思为自己谋划。陶行知多次往返在上海，住处从不固定。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被反动政府查封，他遭到通缉，避居上海。他躲在法国公园旁的孟渊旅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和躲避搜捕的学生挤在一起打地铺。陶行知每天半夜出去，回来带包面条，在五更鸡（一种烧火油的小炉子）上下面条，大家分了吃。

　　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在同乡程霖生帮助下，住进了程家（现泰兴路306号）。后转移至虹口内山书店（现四川北路2050号），在内山完造先生帮助下，流亡日本。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先是匿居在法租界，后内山完造为他租了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门牌号不详）。当时，他的通缉令尚未撤销，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化名写文章获取点稿费，后得朋友牵线，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合同，以译稿度日。

　　“自然学园”打地铺

　　后来，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聘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史量才得知陶行知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十分支持，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还以《申报》顾问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

　　得到史量才的资助，陆续出版的科普书籍也有了稿费，陶行知有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活，他把母亲、夫人汪纯宜和几个孩子接到上海，租武定路石库门，把家安顿了下来。

　　1931年夏，陶行知租下西摩路（现陕西北路门牌号不详）创办“自然学园”。他购置了一些仪器、图书，请丁柱中、戴伯韬、董纯才、方与严住进来，后来高士其也被陶行知请来，加上长子陶宏和他自己，共七人，住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自然学园”供吃住，每人每月还发10块钱大洋补助费，只有陶行知，把史量才发他的个人生活费都投入进去，非但不取分文，还把稿费也捐了出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除了高士其，其他人都打地铺，陶行知也不例外。但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作，称它为“自由学园”，每个人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因经营困难，无力资助，“自然学园”租不起洋房，搬到了租金较廉的法华寺（现法华镇路525号）坚持工作。在诵经声中，陶行知和大家挤在一起，与僧人为伍。最后连破庙也租不起，“自然学园”只能停办。

　　盛满希望的小屋

　　“科学下嫁”运动搞不下去了，但陶行知还有很多事要做，程霖生见他无屋可住，再次请他住进自己家（南京西路1550号近常德路），后来几年他断断续续住在那里，直到1936年7月出国。

　　1932年10月1日，在宝山大场，陶行知办起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山海工学团，没有围墙，没有校舍，只在孟家木桥借了一座破旧的红庙。然而，大场地区农民像所有的农民一样，过着贫困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几乎没人上学。

　　1933年，陶母病逝，陶夫人也于1936年去世，家散了。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去国外宣传抗日。他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遍走欧、亚、美、非四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支持。在大洋彼岸，在陶行知的奔波下，世界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日”的热潮，大量捐款寄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各个角落。

　　1938年8月，他风尘仆仆地回国，未及休息，马不停蹄去重庆，在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为国培养人才，他殚精竭虑，是真正的“要饭办学”。

　　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与吴树琴结为夫妻，两人度过了近十年甜蜜的夫妻生活。

　　直到1946年4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借住同乡许士骐之兄许德臣家房子，吕班路（现重庆南路）53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亭子间。

　　他的朋友、学生得知他回沪，陆续来胜利饭店探望。沈钧儒与他讨论民盟开展活动；田汉来探讨文化、戏剧创作；晓庄学生希望复校；育才学生讨论迁校；大场农民要恢复山海工学团……屋子虽小，却盛满了希望，陶行知在这里热情接待一拨又一拨旧朋新友。

　　1946年7月25日，在无人知晓的凌晨，陶行知因工作紧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倒在他战斗的岗位上，在他借宿的友人家中去世，终年55岁。

　　（摘自《上海纪实》2022年第1期 叶良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