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和他所作的《雁荡观瀑》

　　陈独秀和苏曼殊相识于日本，他们意趣相投，以文相识。苏曼殊其生也短，交友遍于国中，而知己者算来也是屈指可数，陈独秀乃当之无愧的一位。苏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率性而为的诗人气质，给陈独秀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晚年念及，都有动情之处。

　　师从陈独秀学诗

　　20世纪初，中国国势贫弱，那一代热血青年担当起民族的脊梁，有意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孜孜寻求民族自强的复兴之路。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在这里建立各种革命团体。1902年冬，陈独秀与苏曼殊等在日本成立青年会，便是抱定推翻满清的革命宗旨。这年，陈独秀24岁，苏曼殊19岁。他们由此相识并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次年3月，陈独秀因不满清政府派来的学监姚某的管制，和邹容、张继等强行将其辫子剪掉，这下可捅了娄子，日本警视厅对陈独秀等发出通缉令。躲过敌人的追捕，他由日本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又在安庆藏书楼发表辞情激昂的演说，倡议建立国民同盟会，旨在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他因此而声誉鹊起，有“皖城名士”的美称。后又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国民日日报》，这是继《苏报》后又一份鼓吹革命、号召排满的激进报纸。不久，苏曼殊也辗转来到上海，找到《国民日日报》，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两人情趣相投，都以救国救民为神圣的职责。

　　说起苏曼殊作诗，他和陈独秀还有一段师生之谊。苏曼殊出生于日本横滨，五岁回广东原籍，12岁去上海姑母家，16岁又回日本横滨，尽管他聪慧伶俐、洋溢诗情，但是耳濡目染的语言环境，使他不谙韵律，作不出一首好诗。在日本时，他曾师从章太炎学诗，却因时间短促而作罢。

　　陈独秀是个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胡适便说陈独秀“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李大钊则称他为诗坛之“大匠”。陈独秀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曼殊自幼没有好好读书，但他是个绝顶聪明人，是个天才。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作诗，但连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作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能作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作诗。

　　此时，苏曼殊的《鸣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等，也为《国民日日报》所发表。他的诗文很受读者喜爱，由此他用汉语写作的信心更加坚定。

　　合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酷爱法国文学，尤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可谓百读不厌。陈独秀也读过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亦和苏曼殊有同感。但是，他认为在法国文学中，唯有雨果的《悲惨世界》最具有时代特征，他劝苏曼殊与其译小仲马，不如译雨果，那样将更具有社会意义。同时，他还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苏曼殊应允了陈独秀，开始翻译《悲惨世界》（译名《惨世界》），并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

　　陈独秀参与了这项工作。多少年后，他们的朋友柳亚子曾回忆，陈独秀于苏曼殊的“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的汉文才力可讲为仲甫所启发。……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苏曼殊十分感动，将陈独秀称之为“畏友”。

　　《惨社会》一直在《国民日日报》连载，到刊载至第十一回的大半时，《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借故离开报社，译作也半途停了下来。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兢全看好这本书，很想出单行本，他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于是，陈独秀便担任起译作的整理和润色，并从第11回译至14回。1904年，镜今书局出单行本，署名为苏子谷（曼殊）、陈由己。陈由己乃陈独秀笔名。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馆再版。

　　互道珍重

　　1908年秋，他们都从日本回国。陈独秀因长兄病逝而去了沈阳。苏曼殊早已落发为僧，此到上海小住几日后，又去了杭州。当陈独秀料理完兄长的丧事，再到杭州时，苏曼殊又去了爪哇，两人未得相遇。陈独秀因此而感慨系之，怀念起昔日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并为之作诗《存殁六绝句》，回忆同那些已故和健在的朋友共同经历的沧桑岁月，其中便有思念苏曼殊的绝句一首：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

　　陈独秀将《存殁六绝句》抄寄给苏曼殊。《存殁六绝句》曾响绝当时，以至50年代，周恩来与章士钊相聚忆及往事时，仍能一字不误地吟哦背诵。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举国哗然。孙中山当机决定兴兵讨袁，并召安徽都督柏文蔚等来上海共商大计，陈独秀时为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先发制人，继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后，又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陈独秀也随之去职。7月，孙中山再次兴师讨袁，柏文蔚积极响应，在安徽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再任秘书长。此时，陈独秀和苏曼殊在上海相会，一个要去日本江户省亲，一个要去安庆投身讨袁革命。两人在黄浦江畔互道珍重，握手作别。

　　二次革命的烈焰刚刚燃烧，便被袁世凯扑灭，袁的爪牙倪嗣冲任皖督民政长后，便对陈独秀发出通缉令，陈独秀不得不出走安庆来到上海。次年7月，他又来到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此时，苏曼殊正有着文学创作的冲动，尝试写作短篇小说《绛纱记》。这篇小说发表在《甲寅》上，这时，《甲寅》已随章士钊和陈独秀迁到上海，而苏曼殊仍在日本。章士钊和陈独秀都为《绛纱记》作了序。

　　章士钊和陈独秀都认为，苏曼殊的小说深受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不愧为一个杰出的作家。陈独秀的序说，苏曼殊所描写的这个故事，合理地安排了死与生在这篇小说的位置，从而提出了死与爱，究竟什么是人生的最终结果的问题。

　　终无再见之日

　　苏曼殊由日本回到上海，已是疾病缠身、虚弱不堪。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1917年1月，陈独秀去北大任文科学长。苏曼殊的朋友们也多是仆仆风尘，或为生计、或为事业而奔波，难以关照病恹恹的他。苏曼殊倒也悠闲自在，闲来无事，常去陈独秀和刘半农家走走，他们的夫人高君曼和陆灵素都知道苏曼殊爱吃甜食，每次来时，都要精心制作八宝饭款待他。

　　转眼到了5月，苏曼殊的病情不见好转，以至卧床不起，愈发憔悴。他苦捱苦熬，不到一年，死亡之神终于降临。1918年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苏曼殊走了，带着惆怅和哀怨，永远地离开这个纷杂、喧嚣的世界。

　　老友陈独秀发出深沉悲切的哀叹：“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是那个时代吞噬了他的才华横溢的年轻生命。　　（摘自《名人传记》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