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的谦逊与一丝不苟

　　1984年，我还不到40岁，精力充沛。在完成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1934-1936）的注释工作之后，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郁达夫身上。编《回忆郁达夫》文集时，也约请知情者新写，无论国内国外，只要能打听到地址，就自掏腰包，冒昧去信，自报家门，诚约撰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自然而然想到了冯至先生（见图）。冯先生与郁达夫有过交往，我是从与冯先生同为沉钟社成员的陈翔鹤写于1947年的长文《郁达夫回忆琐记》中得知的。文中多次提到1924年郁达夫在北京大学讲授统计学课期间与冯至的交往。

　　我那时并不认识冯先生，但对冯先生满怀敬意。因我与冯至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唐弢先生比较熟悉，于是，我就向唐先生索得冯先生住址，斗胆去信打扰了。

　　我给冯先生的第一封信、冯先生的复信，以及我再去信，都没有保存下来。值得庆幸的是，我给他老人家的写于1984年6月29日的第三封信保存了下来，抄录如下：

　　……回忆郁达夫先生的文章，再次恳请您老人家拨冗撰就，以光拙编篇幅。达夫先生当年与沉钟社同人颇多交往，现在杨晦、陈翔鹤、陈炜谟诸位前辈都已谢世，只能请求您老人家勉为其难了……

　　冯先生收到我此信后，回信同意撰文，并嘱我提供资料。这有我同年8月19日致冯先生的信为证：

　　您老人家在休养中还在考虑为拙编撰文，很过意不去。遵嘱抄奉我现在能找到的郁达夫1923-1926年间几次到北京的一些资料，供撰文时参考，不知能否帮助您老人家进一步回忆。其中提到的时间、地点，我均有可靠根据。还需要什么，请再示知……

　　随信附录了我整理和抄录的5份参考资料，共9页，其中还夹有我用蓝色钢笔和铅笔写的一些问题。这事我本早已忘却，这次看到原件才想起。更使我惊讶的是，这9页资料上均有冯至先生的许多黑笔划线和批语。如我抄录1924年7月3日鲁迅日记，对陈翔鹤回忆的与陈炜谟、冯至三人一起随郁达夫访问鲁迅一事提出疑问：“没有冯至在内，到底怎样，请冯老回忆。”冯先生在旁批语证实：“没有冯至。”如陈翔鹤回忆他“在北平西城的羊肉胡同郁曼陀先生的家里会见了达夫兄”。我加按语：“羊肉胡同应为巡捕厅胡同。”冯先生批曰：“西巡捕厅胡同。”“西”字且加了着重号，并在回忆文中写到了这一条。8月19日我致冯先生信的第2页反面，有他黑笔所录《庄子》中的几句话：

　　涸辙之鲋，

　　相濡以沫（或煦）

　　不如相忘于江湖。

　　这不正是冯先生后来写出的《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一文的题目吗？而且，回忆文最后整整一段就从庄子这段话和鲁迅主张的“相濡以沫”说起，强调“相濡与相忘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但是郁达夫，这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冯先生是在青岛疗养院休养时完成《相濡与相忘》的，文末落款时间为“1984年8月27日写于青岛”。

　　没想到冯先生自青岛回京后，再次对《相濡与相忘》进行了精心打磨，经过修改和补充后的第二稿于10月17日寄我，同时附有冯先生的一封说明函。冯先生对我这个后辈真是客气，还说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深感不安”，前辈的谦逊由此可见一斑。

　　冯先生的《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初刊于1985年《散文世界》创刊号，但《回忆郁达夫》的出版并不顺利，没能赶上1985年郁达夫遇害40周年纪念，迟至1986年12月，厚达40万字的回忆文集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然而，冯先生对《相濡与相忘》的修订，并未因《散文世界》创刊号的发表和《回忆郁达夫》即将问世而告结束。相反，当新的史料再次出现时，他又再次对此文作了新的说明，一丝不苟。

　　对史实的尊重

　　《回忆郁达夫》所收的《相濡与相忘》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们走进一家旧书店，我从乱书堆里，抽出一本德文书，是两篇文章的合集，分别评论《茵梦湖》的作者施笃姆和19世纪末期诗人利林克朗这两个人的诗。郁达夫问了问书的价钱，从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钱交给书商，转过身来向我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了。”实际上那天我身边带的钱连六角五分也凑不起来。

　　冯先生新增的《附记》是这样写的：

　　这篇短文是我受陈子善同志的嘱托，为他编辑的《郁达夫回忆录》写的。当时在青岛疗养，资料缺乏，文中所记大都是从记忆里掏出来的。写好后就寄给陈子善同志编审付印，并在《散文世界》1985年第一期发表过一次。后来杨铸同志给我送来他父亲杨晦同志保存的我在20年代写给他的信数封，其中有一信记有顺治门（即宣武门）小市买书事，与文中所记颇有出入。但文已发表，不便改动，仅将信里的话抄在下边，作为更正。由此可见，人的记忆是多么靠不住。

　　摘录1924年11月30日自北京中老胡同23号寄给杨晦的信：“……今天午后（也是狂风后）我一个人跑到顺治门小市去看旧书。遇见达夫披着日本的幔斗也在那儿盘桓。他说他要写一篇明末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随便买了一本Liliencron的小说。他约我到他家喝了一点白干。归来已是斜阳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

　　原来冯先生在《相濡与相忘》中回忆那次与郁达夫一起逛旧书店，达夫买了一本评论Liliencron诗的小册送他。但据他当时致杨晦的信中所写，并无此事，此书其实是冯先生自己掏腰包买的，是Liliencron的小说。然而，时隔60余年，记忆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是完全正常的。

　　《回忆郁达夫》出版后隔了一段时间，我有机会进京，看望了唐弢先生后专诚拜访冯先生致谢，冯先生很高兴地接待了我。老人家似并不健谈，我们聊得并不久，但冯先生的慈祥和亲切，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告别时，冯先生送了我一册《立斜阳集》。这本散文诗歌集我前两年还查阅过，但现在躲在书堆里，一时竟无从检出，只能暂付阙如。 

　　又过了两年，我起意编《回忆周作人》，仍想请冯先生再写一篇忆周作人，这次冯先生没有答允，但他在1992年10月19日致我的信中解答了我的疑问。冯先生这封信是他老人家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而且写于北京协和医院。信的最后一句“我因小病住医院，恕我不能多写”，我开始并未留意。后始知冯先生此信是住院20天后写给我的。当年11月11日出院，次年1月26日再次住院，2月22日就与世长逝了。除了周良沛、李魁贤、王伟明三位，我是冯先生晚年最后一批复信者之一，这通冯先生遗札弥足珍贵。

　　冯先生是大作家、大学者，但他为人的诚恳、为文的严谨、对史实的尊重、对后学的关爱，在我向他约稿的过程中显露无疑，都使我至今受益。   （摘自《传记文学》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