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今昔

作家文摘 2022年05月10日 ·黄 田·

  我经历过从食品短缺、凭票供应,到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从大快朵颐,到荤素搭配,再到吃出健康和品位的过程,民以食为天,我感觉生活真是日新月异。

  “看家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匮乏。那时家乡农村习惯一日二餐,白菜、土豆、萝卜是“绝对主力”,其中又以大白菜为主,大家戏称为“看家菜”。农村普遍贫穷,一日二餐都成问题,米饭里还要掺入一些红薯才勉强填饱肚子。家里禁止养猪,每个生产队建了一个养猪场,队长安排几个社员养猪,两个男子汉负责砍柴等体力活,三个妇女负责打猪草、煮猪食、喂猪等事情,一年大致要喂养几十头猪,大部分猪出售给公社食品站,可以增加集体收入。一般三五个月,或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杀几头猪“打牙祭”,按每个人口半斤、六两分下去。我家五口人,每次可分到约三斤猪肉。这三斤肉,母亲一次只舍得炒三分之一,猪肉炒一些萝卜、辣椒、四季豆就是一顿丰盛的好菜了。剩下的二斤肉过几天再吃。母亲说:“好菜不能一餐吃完,每天吃一些才有味道。”

  那时,公社食品站每天上午9点前有猪肉供应,七毛五分钱一斤,但要凭票购买。作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社员,哪能搞到肉票?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

  冬天,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油渣炒辣椒粉。一家五口人,母亲每次炒十几个油渣,再放几调羹红辣椒粉、一些蒜苗和姜丝,吃起来又香又辣,津津有味,全家个个嘴巴辣得绯红绯红,汗流满面,这让我们感到很幸福,那个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一所高中。学生食堂伙食很差,每餐四两米饭,菜不是海带,就是红豆,学校不准加餐,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来说,天天饿肚子。一到晚上,我的肚子唱山歌般咕咕乱吼。下晚自习后,我们几个学生就在教室外面,悄悄地烧起火来,用一个铁碗煮几两米,用些梅干菜下饭。为了我的健康成长,第二个学期,父亲就把我转到了他所在的高中读书。

  在这里,我和父亲同吃同住,一起在老师食堂用餐,如同从糠箩跳到蜜罐里。虽然不是餐餐吃鱼肉,但伙食荤素搭配,不咸不淡,辣味适度,味道可口。我每次提着一个小竹篮去食堂打饭菜,拿到房间一起吃饭,每餐都吃得干干净净,比如今的大鱼大肉还好吃。

  那时父亲50来岁,月工资50多元,是学校老师中最高的工资之一。但因为伙食较好,每月扣掉伙食费后,工资所剩无几。尽管如此,父亲都无怨无悔,幽默地对我说:“吃光用光,身体健康。”

  苦了妻子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月薪65元,其中有一个月,食堂几乎一日三餐炒肉,当时猪肉价每斤1.5元。次月领工资时,伙食费被扣了50多元,差点回家的车费都没有了。虽然如此,因为每天吃肉,觉得那个月特别有幸福感。

  可这真苦了妻子,我没有更多的钱给她养家,她在乡下种田、喂猪、带小孩、忙家务,既当爹又当娘,一个月舍不得到街上称一斤肉,平时用大米兑换一块豆腐吃就算是好生活了。有一次,妻子带着小孩来学校看我,晚上我到食堂各打了一份饭菜,端到房间里。一大碗饭,大概四两,一小碗菜,是猪肉炒红辣椒,味道很好,加上肚子饿了,又要给小孩喂奶,妻子三五下,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当时,我也没问她要不要加餐。其实,她只半饱,很想再吃一份,怕我说她吃得太多,没好意思说出口。这是后来我们回忆往事时妻子说的。

  餐桌变化

  光阴似箭,眨眼间,我和妻子在外奋斗了20多年,工资收入比以前当老师不知翻了多少倍,车子房子都买了。在家随便吃个饭都是三四个菜,而且顿顿有肉,隔天有鱼,天天像过年,把日子过成诗,只嫌肚子太小装不下,消化不了。妻子为了减肥,追求健康生活,也不敢多吃了。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大电商推出“及时送”业务,各种食物应有尽有,各地农产品也以最便捷的方式,从田间直接到达消费者的餐桌。如果想要购买进口食品,还可以通过网站海淘。大西洋彼岸的果泥、南半球的乳制品等等都可以买到手,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吃到各种国内外新鲜食物。平时工作累了,不想做饭我们就叫外卖,电话打过去,快递小哥很快就会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家。

  40多年来餐桌饮食的变化,不仅见证着我家生活质量的提升,更见证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家的餐桌变化,只是我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生活变化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