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作家不少，但喜欢西洋古典音乐的似不多，讨论过贝多芬的更屈指可数，赵萝蕤（见图）和张爱玲是有代表性的两位。

　　赵萝蕤推崇贝多芬

　　赵萝蕤以新诗名，被认为是“现代派”诗群中一位出色的女诗人，蓝棣之编《现代派诗选》就入选她的《中秋月有华》《游戒坛寺》两首诗；又以翻译名，代表作为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都在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也迷恋古典音乐，20世纪90年代去北京美术馆后街赵宅拜访，我和她老人家在肖邦钢琴声中喝茶聊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赵萝蕤写过一篇《我为什么喜欢西洋音乐》，刊于1944年5月28日昆明《生活导报》，文中解释“西洋音乐的特殊魔力”时，就以贝多芬为例：

　　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怒潮的掀翻呢？还是热情的癫狂？我们所听到的是谷音的嘶啸呢？还是寂寞的悲号？无论是月色的微漾（《月光曲》），无论是田园的谐乐（《田园交响曲》），无论是怀疑命运，获取胜利的奋发（《第五交响曲》），无论是宗教的虔诚，极乐境地的赞颂（《第九交响曲》），在和声中，天籁就是人籁，天人合契的至融洽的协调，也就是人所渴求的最高的同情……

　　贝多芬这样创作音乐的人，是孤寂、痛苦，与世隔绝的；但他的交响乐章，却永远自疑虑而光明，自悲忿而欢欣，时时仰承着那至崇高的一统。我们可以想象到如贝多芬这样的一个天之宠儿，在他个人的孤凄中，如癫如狂的哀呼，悲哭，却又在那大宇宙里如癫如狂的鼓舞而奋兴。一个伟大的人，是永远在人神之际生活着的。如像他的《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章“极乐颂”……他心中音浪正趋向于最雄伟，最深挚，最浩博的天地人融洽的境界。当人聆听到《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章时，灵户心窍如受了至肃穆的震慑，而被完全解放与高举。在乐人中，贝多芬是圣人了。

　　赵萝蕤也由衷赞美贝多芬是“乐圣”。时隔70多年，她用诗一般火热的语言对贝多芬的分析和推崇，仍给我们以启迪。

　　张爱玲不喜交响乐

　　与赵萝蕤不同，张爱玲对贝多芬是有所保留的。张爱玲在1944年10月上海《苦竹》创刊号上发表《谈音乐》，漫谈她对中外古今各种音乐的认知，颇多奇思妙谈。张爱玲年少时学过钢琴，也“被带到音乐会里”，但她坦陈“我不大喜欢音乐”，尤其是西洋音乐中“大规模的交响乐”：

　　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这段话尽管没有直接针对贝多芬，而只是泛论西洋交响乐，但既然贝多芬的交响曲是西洋古典音乐中的瑰宝，应也可视为贝多芬已包括在内。实际上张爱玲此文中直接提到贝多芬仅半句话：

　　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萧邦，却是较早的巴哈（赫），巴哈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

　　张爱玲这个表态再明白不过。她应该知道有许许多多人“最喜欢”贝多芬或萧邦，但她 “最喜欢”巴赫。张爱玲不欣赏贝多芬的“英雄气”，这与她的文学观是正相一致的。（摘自《书城》2022年第4期 陈子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