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三进北大

　　赵绿原：杨老师，请问您当初选择汉语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契机是什么？

　　杨荣祥：有两个契机。一个是我1981年1月从湖北荆州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专业是由领导安排的。另一个契机是，我刚当助教，杨辉映老师指导我读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罗常培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导论》，说当古汉语老师必须懂音韵学。当时，《汉语音韵学》还能读懂一点，《汉语音韵学导论》就读不大懂。幸好1981年暑假，学校请唐作藩先生（见图）到我们那里讲学，讲的就是音韵学。暑假听唐先生讲音韵学的。我负责课堂安排，资料的准备和分发等事务性工作，听课就坐在第一排记笔记。唐先生讲学结束时，我拿听课笔记请唐先生看记得准不准。唐先生看了非常高兴，说笔记非常好，叫我再根据录音把笔记整理出来。随后我花大约半个月时间，将听课笔记整理誊抄好寄给唐先生，唐先生回信说要用我的笔记作为将来出版讲稿的参考（唐先生的《音韵学教程》1987年出版时在后记中还提到了这次讲学）。

　　也是这个缘分，唐先生向我所在的荆州师专提出，愿意帮助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1982年春，经唐先生帮助，我到北大进修一年，唐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在北大一年，听了很多课，见到了很多以前只在书的封面上看到大名的大学者，包括王力先生、林焘先生、朱德熙先生、季镇淮先生，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等，还到历史系听了一学期高明先生的古文字学课，到社科院语言所听吕叔湘先生的讲座，到北师大听陆宗达先生的讲座等等。同时，唐先生讲授“汉语史（上）”时，让我做一些助教的工作——每次作业我先完成交唐先生批阅，然后我负责批阅全班别的人的作业。

　　我能够考入北大读硕士、博士，还是要特别感谢唐作藩先生。1982年经唐先生帮助我得以到北大中文系做一年进修教师，这是我一进北大。那时唐先生就鼓励我考北大的硕士研究生，我觉得自己水平不够，没有勇气考，但我内心是下了决心今后还要到北大读书的，北大实在是读书的好地方。1986年，我经过很多努力，终于得到荆州师专的同意让我报考研究生，但是条件是只能“委托培养”，就是读完后必须再回原单位，这是我二进北大。1989年我硕士毕业，遵约回到荆州师专继续担任古代汉语老师。

　　此后我一直想考博士，到1994年，我感到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必须要考博士了，于是一咬牙，辞职报考博士，还算幸运，考取了，终于三进北大。

　　恩师印象

　　池明明：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在中文系读书期间，中文系各位先生对您的影响？

　　杨荣祥：首先是导师蒋绍愚先生。我读硕士的导师也是蒋老师，开学第一天见老师，老师说研究汉语史是坐冷板凳的事情，要耐得住寂寞。读博士时，开学第一次见老师，老师说，你拖家带口，辞掉工作出来读书，不容易。蒋老师一向话很少，主要是通过自己对学术的追求来影响学生。

　　何九盈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1982年在北大进修时，就经常去何老师家讨教。何老师从不拒绝晚辈后学的要求，也从不吝啬对后学的夸奖。硕士期间，我写了一篇讨论“反训”的课程论文请何老师批阅，何老师批语中说：“文章写得很好，做学问就应该如此，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给了一个92 分。

　　读博士期间，蒋老师因为去澳门讲学，博二时就将我委托给何老师指导。何老师平时都是正面夸奖，但在批改我的论文前两章后，教导我：文章要尽量没有废话，尽量删去多余的字，并认真修改了其中的一页多，删掉了100多字。何老师在稿子的旁边批道：“他处仿此。”

　　唐作藩先生则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鼓励我，教我不要叹息博士读得太晚，只要努力，今后在学术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陆俭明先生对汉语语法现象的敏锐观察一向令学生们钦佩，马真老师是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的专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写作期间，经常向两位老师讨教，得到了许多指点。

　　教学相长

　　赵绿原：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您既要负责教学，又要推进研究，这二者是如何兼顾的呢？

　　杨荣祥：其实，即使是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如果认真备课，还是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的。写教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研究的过程。我们知道，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史稿》《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都是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改写成学术著作的，而且都是很经典的著作。

　　我们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认真备课，总可以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我发表的一点点研究成果，大多数也都是与教学相关的。比如本科一年级的“古代汉语”课，讲《郑伯克段于鄢》，我写了《“大叔完聚”考释——兼论上古汉语动词“聚”的语义句法特征及其演变》和《古汉语同义词辨析的途径——以“制”“度”为例》；《“具”“俱”之别及其源流演变》是在讲文选《鸿门宴》时发现的问题，《古汉语中“杀”的语义特征和功能特征》是讲文选《孙膑》时发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