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新站长》算起，文坛老将蒋子龙（见图）已在文坛跋涉57年。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更被视作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也令他一夜成名。

　　已过耄耋之年的蒋子龙近来陆续出版小说集《开拓者家族》、随笔集《故事与事故》《人间世笔记》，一幅幅人生世相，睿智深刻，诙谐练达。

　　“念故事的人”

　　说来有趣。蒋子龙成为作家，全因一则赌约而起。他在天津读中学时，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他投给《天津日报》的退稿钉在墙上，还语带讥讽：“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作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不服气的蒋子龙到图书馆拼命看书，一个人躲到铁道边的林场深处写稿子，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社，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败了。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遭遇惨败之后，蒋子龙考进了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后来分配进了国家重点企业天津重型机器厂。蒋子龙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后就当上了生产组长。正当蒋子龙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海军来天津招兵，凡适龄者必须报名并参加文化考试，蒋子龙竟考了个全市第一。参军入伍的蒋子龙，又步入海军制图学校继续上学。因为学习成绩好，蒋子龙在海军制图学校当上了班长。

　　那时部队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月月有晚会。蒋子龙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都得编几个小节目。领导认为他还能“写两下子”，遂叫蒋子龙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有一次到农村演出，当进行“诗表演”时，有的社员忽然哭了起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由此，蒋子龙意识到，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1972年，《天津文艺》创刊，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三个起重工》。

　　“我舍不得丢掉文学，也舍不得丢掉自己的专业，每经过一次磨难就把我逼得更靠近文学。”蒋子龙说，文学对人的魅力，并不是作家的头衔，而是创造本身，是执着求索与痛苦研磨。他的人生就这样被文学“绑架”了。

　　成名作曾屡陷风波

　　初涉文坛，又是“工厂业余作者”，蒋子龙的几部小说屡遭争议。

　　“文革”结束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召开，蒋子龙列席大会。会间，原《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在会场找到他，说《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年初复刊，约蒋子龙为复刊第一期写篇小说。

　　蒋子龙白天开会，晚上通宵开夜车构思，会议期间完成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刊登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不承想，小说很快被界定为“宣传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

　　这一年，蒋子龙得了痔疮，去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三天，病房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外面正下大雨，她淋得像落汤鸡，进门就鞠躬，向我赔礼道歉。”原来，她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先是找到工厂，又从厂子找到医院向他约稿。蒋子龙被感动了。他开始构思，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小说里，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小说后来改编成影视剧播出，同样引起轰动。

　　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境遇一样，《乔厂长上任记》也曾招致批评。这时候，蒋子龙反而不怕了。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就再写一个短篇。下班的路上，他买一瓶啤酒，再买五毛钱的火腿肠，吃过晚饭，就在厨房里写小说。当晚写完，第二天改一遍，再誊清寄走。那时期他先后写下《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作品。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一批作品，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蒋子龙也被誉为改革文学奠基人，2018年更是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

　　“多听多看”

　　蒋子龙始终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奇心。

　　10多年前，67岁的蒋子龙出人意料地以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冲击文坛。“我在农村待了14年，在城市待了60多年，仍觉得不能融入城市。”来自农村的蒋子龙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农民。写《农民帝国》对蒋子龙来说是创作题材上的一大跨越。但是，面对已在农村题材上耕耘很久的作家，他仍有信心：“那么多高手，我可能写不过他们，但我和他们的味道不一样。”

　　人活着是要不断总结的，到老年系统地回顾一生，写本自传，留下自己一辈子的感悟或是教训，似乎是作家最后必须写的一本书。几年前就有朋友劝蒋子龙动笔，但他至今还没有想好用什么表达方式。不过，他一直保留着“多听多看”的习惯，有外出的机会，特别是去企业、下农村，轻易不会放过，朋友聚会也一定要参加，老友畅叙如同灵魂透气，一大快乐。还得泡在生活里！　　  （摘自6月7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