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为完成30万字的《国家温度》和35万字的《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年过七旬的您一年半没回家，跑了陕西、新疆、贵州等地方。能分享一下您的创作体会吗？

　　蒋巍：历史进程再伟大宏阔，也是靠人推的。写扶贫故事，就得翻山越岭、进村入寨，坐在田间地头跟乡亲们聊大天。在新疆，我曾遇到一位维吾尔族乡长，叫艾江什么，名字一大串，扶贫工作做得特别好。我说你的名字不好记，干脆改名叫艾江山吧！周围的老百姓都笑了。

　　您是怎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

　　蒋巍：我是在北大荒时开始写诗。那时从哈尔滨的小家一下进入广阔天地，目光和心胸顿然开阔许多。尤其当了兵团战士，不过扛的枪是木头的，出了食堂就能看到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大地和农庄，家国情怀油然而生。回城后当了记者。改革开放后，我忽然发现，诗这种形式已经装不下我遇到的种种杰出人物了，于是改写报告文学，结果连获第二、三、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奋斗至今。

　　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为历史作传的。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蒋巍：文学界常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就成了好人好事表扬稿、黑板报了。写人写事，你必须把他放在大时代的地平线上加以考察，做出具有宏观意义的价值判断。

　　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采写了哈尔滨林机厂上任两年的厂长邵奇惠，他毕业于哈工大，通过改革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起死回生。如果只写他的事迹，那就是个人化的表扬稿了，但我在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以邵奇惠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标志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从此走上科学的轨道。可以说，我的判断是敏锐的，预言是准确的。此文名为《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后来获了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当然，我也常写时代中的平凡人物。比如我写过佳木斯市一位长驻农村地区20多年的普通警察王江，文名就叫《王江的意义》。此文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王江则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这就是作家的贡献，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看来，深入基层，用心用情写这些人物，不需要动员，甚至也不需要觉悟。唯有感动，在激励我不断发现、不断出发。

　　您在报告文学界奋斗了半个世纪，至今还在继续创作。您的动力是什么？

　　蒋巍：伟大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作家不应该是旁观者，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小宇宙”。一滴水融入大海，才会有足够的深度和广阔的蔚蓝。我以为，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作家的使命就是不让英雄寂寞前行，而应与英雄奋然同行！（摘自10月1日《文艺报》 许婉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