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言说岁月的大洋大海，也不再言说历史的大江大河，我庆幸正值事业期的自己，赶上了国家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我退休之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轰轰烈烈，慷慨前行，解放思想，高歌猛进。在这可歌可泣的40多年里，小小的我平凡的我，在小小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结识了中国文学界大部分有声誉的老中青作家，采访、对谈、组稿、交心、聆听、学习、汲取……我从他们身上收获了多少阳光雨露和明月清风。

　　我最被季羡林先生打动心弦的，是他那“君子克己，一心为人”的大善与大爱。老北大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有一回，居住在季先生楼上的那家卫生间漏水，刚好水滴在季先生卫生间的马桶位置。小保姆要去跟楼上说一声，季先生拦住不让去，说那是给人家添麻烦。于是一个奇景出现在季先生家里——上卫生间要打伞！

　　我最被张中行先生震撼心灵的，是他“学，然后知不足”的大境界，还有定位于普通人的布衣本色。这位一辈子孤心苦读而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曾恳切地对我吐露心声：我这辈子学问太少，如果王国维先生在世，北大只有几位可以勉强评个三级教授，而我则连评教授的资格也没有……

　　我最被邓广铭先生拨动心弦的，是他推开正吃了一半的饭碗，神闲气定地与我交谈，一点也没有大历史学家居高临下的态度。那是我第一次去拜见他，之所以午饭时间打扰，是因为那天北大进门严苛，我怕出去下午就进不来了，为此我非常不安。殊不料邓老先生竟然对我说：“我替北大向你道歉……”

　　我最被叶廷芳先生振聋发聩的，是他那个惊人的《政协委员提案》。在举国计划生育抓得最严峻的时代，他居然石破天惊地提出应该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否则将会给中国后面的发展带来祸患……

　　我最感到对不起李国文老师的，是有一次编稿过程中不知怎么走了神，将他原本正确无误的文字改错了，使姜夔和白石道人变成了两个人。报纸就那么错着印出去了，白纸黑字被读者来信批评。我像闯下塌天大祸的孩子，浑身发烧地给国文老师打电话。万料不到的是，他竟马上故作轻松地说：“错了就错了呗，那有什么关系，我不怕影响我的声誉……”

　　我最为蒋子龙先生痛彻心扉的，是他对国家大工业体系遭遇的忧懑之心。他曾工作过的天重曾是国家八大重型机械厂之一，后来却变成了荒草凄凄的工业废墟，他昔日的师傅和工友们则变成了大时代的“淘汰者”……

　　最让我心刀剜一样痛楚的是张洁的突然离世，从此，中国少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女作家。张洁从不炫耀她的成就，以至于只有很少人知道她曾获得过好几项国际文学奖，和她齐肩获奖的是博尔赫斯、索尔·贝娄等世界级大作家。张洁对文学的忠诚度很少有人能比，我亲眼看见她用写诗歌和散文的方式写长篇小说，即是说，一个个字、一句句话、一个个标点符号地反复“炼”……

　　还有一位对我产生了终生影响的女作家，是曾对我下过“封杀令”的凌力大姐。她要求我不论何时、何种情形下，都不要报道她，即使在综合性新闻中也不要提及她的名字。当我问到她那些清代系列长篇小说为什么没拍电视剧时，她顽皮地一笑，说：“我不愿被糟蹋了，有人来索要时，我就故意出一个他们根本接受不了的高价，把他们都挡回去了……”一个人淡泊名利至此，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罕景观吧？

　　（摘自《美文》202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