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饶宗颐先生（1917-2018）与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1911-2009）作为会通东西的文化大师，因研究领域相近、地位相当，被誉为“南饶北季”。他们惺惺相惜，互为知己，成为绝美的学林风景。
南饶北季 相互推重
季老生于聊城贫寒之家，年长饶公六岁，科班出身；饶公（号选堂）生于潮州首富之门，自学成才。他们的家庭背景、求学环境、人生经历虽异，但治学方向、学术思想、文化精神等方面却志趣相投，并在国学、语言学、跨文化比较等领域多有交集。改革开放后，季老赴香港讲学，与饶公一见如故，并到饶公家中做客，从此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
1982年，饶公、季老一起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当时饶公论文常散见于内地学术刊物，却尚未独立出版成书。作为内地最早系统了解饶公学问的人，季老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初版的《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写下近两万字长序。序言将饶公大半生的学术成就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书画等八大类，并详细评论饶公的渊博学识、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及其在海内外汉学界的广泛影响。
1991年，饶公为季老80寿辰所撰之文收入《季羡林教授80华诞纪念论文集》。1993年，季老题签《庆祝饶宗颐教授75岁论文集》并提交论文。1994年，他们同赴泰国参加华侨崇圣大学揭牌庆典，分别被聘为该校的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和顾问。此间，两人商定联合该校与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相关机构创办《华学》杂志。次年，饶公和季老主编的《华学》刊行，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98年，季老为饶公诗词骈文合集《清晖集》撰序，表达自己高山仰止的心声：
选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为性情中人，有感于怀，必发之为诗词，以最纯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挚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先生自谓欲为诗人开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实无第二人。
1999年，汤一介先生为季老隆重举办的“米寿”大庆，饶公于香港书联贺寿：
天下文章莫大是，一时贤士皆从游。
汇聚名家 复兴文化
1997年4月7日，饶公在北大主讲首届“汤用彤讲座”，季老在致辞中充分肯定该讲座对学术研究的典范意义。8日，季老还与饶公出席在北大东方学系举行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会议。该集刊由身兼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季老1995年创办，与饶公、周一良联合主编。
饶公的“汤用彤讲座”讲稿等论文由北大编成专辑出版，季老在序中谈到自己只要得到饶公著作“必仔细拜读”，并高度评价他治学的成就和四大特点：
第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第二，选堂先生的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古典文献，固无论矣。对当代学人的文章，他也几乎是巨细不遗……第三，选堂先生非常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他对大陆考古发掘情况了如指掌。不用举更远的例子，眼前这一部新著就是最好的证明。第四，由于具备了以上诸条件，加以能读书得闲，所以饶先生在论文中时有新的创获。
2000年，北大聘请饶公为客座教授，季老出席聘任仪式。次年，季老邀请饶公在北大作报告，饶公提出“新经学”旨在古为今用，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把“天人合一”理念进一步发展为人与自然相互促进的“天人互益”。2003年，汤一介先生主持的重大文化工程《儒藏》启动，季老任首席总编纂，饶公做顾问。饶公撰文《〈儒藏〉与新经学》，指出《儒藏》工程是新经学建设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立足点，这成为《儒藏》后续工作的指导思想。
季老文化观影响最大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他以学贯中西的阅历和卓识，一直坚定地把此说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中华文化复兴是真理，指出风向正在转变，“21世纪可能就是转折点”。如今来看，季老与饶公30年前在浓厚的崇洋氛围中力倡中华文化复兴论，的确是先知先觉。
诗书印心 千古知音
2008年10月28日，在故宫举行“饶宗颐书画展”前一天，饶公专程到301医院看望季老。季老满面红光，如孩童般翘首企盼，一见饶公走来便双手合十，饶公则连连作揖以示问候。饶公赠送季老一部厚重的新作《陶铸古今——饶宗颐著述录》，并以一幅书法“崧高维岳”（语出《诗经·大雅》）称赞季老的成就，祝愿其健康长寿。他还为素爱莲花的季老绘制一卷富有“饶荷”特色的荷花立轴，上题晚唐诗僧齐己之诗《题东林白莲》：“大士生兜率，空池满白莲……谁知不染性，一片好心田。”数十年来，二老经常见面亲切交谈，这是最后一次会晤。
2009年7月11日，98岁的季老在301医院驾鹤西归。饶公闻讯即挥书“国丧二宝，哀痛曷极”！他逐一翻阅与季老的合影，绵绵思念溢于言表，作七律悼诗一首《挽季羡林先生》，遥寄哀思：
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摘自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