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妇女们都踊跃学习

萨特和波伏瓦在天安门观礼台

萨特和波伏瓦在颐和园

波伏瓦中国之行后的著作《长征中国纪行》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两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波伏瓦。在45天的中国之旅中，对于新生的红色中国，他们怎么看，怎么想，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

　　一周的感受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年，外国文化界客人仅是20多个国家的550余人。万隆会议之后的5年，则激增到80多个国家的2万2千余人。

　　万隆会议一个月后，萨特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剧本《涅克拉索夫》首演，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他受邀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波伏瓦也去了。在赫尔辛基，她和萨特都觉得，“社会主义也加入到我们的世界里了”。此时，中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他们在“十一”国庆之际，来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

　　从受邀之日起，波伏瓦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中国之旅的准备工作中，她阅读了大量有关东方的资料。反共人士竭力贬低所有有利于新中国的见证，“为什么眼见之物就不能信、不能评？谁也不能长时间、大规模地蒙蔽整个国家”。

　　1955年9月，他们穿过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中国。9月6日，他们终于落地北京。他们下榻的北京饭店，当初是法国人建的，如今住着各国代表，有1500人左右。外宾们的行程高度雷同，有时，对于官方早出晚归的安排，波伏瓦有些生气，特别是访问官厅水库的事儿：

　　从8点到12点，火车一直在隧道里穿行……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旅行？看看杂志上的照片和报道不就够了？

　　随着观察深入，波伏瓦自己领悟到了中方的执念：

　　在北京的各个城门，人们在徒手建造住房、学校、医院和办公楼。没有吊车，没有气锤，没有卡车——没有一台机器……他们就是用这种有4000年历史的技术来建造新北京的，建造大坝、铁路，汉口横跨长江的大桥也是如此。

　　作为新中国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受到了“程式化”的接待。即便提问题，得到的答案也很理想化。让波伏瓦苦恼的是，到北京一周，除了安排的参观，他们只能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遥望”北京。

　　发现北京

　　正苦恼着，她有了新发现：作协送来许多英文资料，有书、有活页、有杂志，与提供给外国代表团的资料写法完全不一样。

　　在英文杂志中，他们读到了李富春“五年计划”的报告，“其真诚和严肃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先例”。《中国文学》英文版是波伏瓦的另一个宝库。后来，她往往把参观的地方，看成小说更广泛、更具体的展现。“如果我没有见过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理解丁玲和周立波关于‘土地改革’的小说。”

　　至于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她去现场看过了才明白：铺石路面，干净整洁的房子，没有垃圾和废物，这些法国的寻常事，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密集参观一周后，萨特、波伏瓦终于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每天独自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

　　“我在北京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大喊大叫。当两辆自行车或人力车相撞时，骑车人会对视一笑。在我看来，这种好脾气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这一点，我一到北京就发现了。”波伏瓦说。

　　一次，他们随便递出一张一元纸币作为车资，车夫摇摇头，表示太多了。他们又拿出一些小张纸币。车夫迟疑了一下，只拿了其中一部分。这种迟疑，让他们对北京人的诚实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眼中，北京人“自然、放松、满脸微笑、多种多样，是智慧的”。就连千人一面的蓝咔叽布制服，也有了善意解读：在这个“大家一致”的国家里，人们感到比在贫富悬殊、穷人潦倒的国家里更舒服。

　　北京的魅力，在“十一”达到高潮。萨特、波伏瓦去东北参观了几天，再回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焕然一新。“十一”当天，萨特、波伏瓦作为贵宾被送往观礼台。

　　在长达4个小时的活动中，穿着深蓝色棉布服的队伍川流不息，“第一个五年计划万岁!”“解放台湾!”“和平万岁!”50万北京市民高呼口号，喜气洋洋。

　　在中国待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转过身问波伏瓦：“您能想象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吗？”当然不，波伏瓦认为，他们的脸上没有奴性的表情，也不像是被迷惑的样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爱戴。

　　当天晚上，萨特、波伏瓦同100个代表团一道，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因为是作家，他们与茅盾夫妇同桌。除去交谈，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与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周恩来身上：

　　他们穿得跟大家一样，没有因为自己位高权重而板起脸孔，或要显示自己的身份，一点都没有……他们不但深具魅力，而且能唤起人们一种十分罕见的感情——尊重。

　　焰火后，萨特、波伏瓦走向广场，在欢歌笑语的青年中穿行，被他们的微笑感染，看他们跳舞，一直到凌晨。

　　10月3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萨特和波伏瓦，老舍、茅盾、夏衍等也在座。“十一”的欢愉，让北京饭店宴会厅充满了对中国的赞许。但波伏瓦也怕中国被过度赞扬“捧杀”了，就委婉地以“老人”身份提醒刚到中国的“新人”：“在中国，有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静止地判断问题。”

　　“看不到它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无视它的努力。”她意味深长地说。

　　从北到南

　　在北京，萨特、波伏瓦感受着如日初升的活力，但作为新中国的观察者，仅看北京还远远不够。为此，他们不辞辛苦访问了东北的几个重工业城市，月底赶回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后，又南下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

　　工业化是萨特的兴趣所在。听说中国人决心用50年来追赶一千年的差距，他吃惊于这个任务的跨度。

　　但当他在同一天，既看了鞍山高炉，又看了附近土墙茅舍、徒手耕作的乡村，萨特感慨道：

　　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扫盲运动也是萨特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政府意识到他们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和教师，所以呼吁：所有识字的人要至少教他的一个邻居识字，这一运动开展起来，正是群众的自主决定，中国的面貌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他还比较了中国土改的成功与东欧国家集体农庄的失败，用苏联的失误来反衬新中国的英明和正确。

　　在广州，参观了大片拥挤和贫困的人家后，他们相信，中国政府没有向他们隐瞒中国，没有掩饰他们的广大农村，而是展示给他们看了。

　　从广东回到北京时，秋意正浓，大街上飘散着板栗的味道，树叶是塞尚画笔下的那种绿色。夜色中，萨特和波伏瓦在胡同中漫步：

　　重回北京，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爱它，它没有上海那么嘈杂，也没有广州那么多彩，但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美丽的灰色胡同相比……

　　作家们

　　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波伏瓦当成统战对象来接待的，对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没有推介。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玲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在中方作家回忆中，能想起来的对话，好像只有饭桌上的俏皮话。波伏瓦曾试图与中国作家探讨文学，甚至直接告诉茅盾本人，他的作品有矛盾之处，主角过于“高大全”了。但显然，对如何塑造人物，茅盾并不打算深谈。

　　新中国成立前就曾翻译萨特作品的罗大冈，终于在北京大学与大师见面了。“这位名重一时的西方大作家，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出乎意料地谦和朴讷，平易近人。没有听到他在平常谈话时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故作惊人之谈的俏皮话。”罗大冈在《悼萨特》中回忆。

　　让罗大冈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翻译的《恭顺的妓女》，正准备在《译文》1955年第11期上发表。该刊编辑部主张将这个剧本的标题和结局，按照苏联的译本修改，以强化反美的意味。这样，不但结局相去甚远，连名字都换成了《丽瑟》。罗大冈当面问萨特是否同意这样改，萨特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同意，豪爽的风度使罗大冈既惊讶又钦佩。

　　萨特视罗大冈为友，临别时特地问他需要什么法文书。罗大冈以为只是随便问问，所以也就不大在意地说，想要萨特的全部著作。后来，萨特果真从法国将他的著作悉数寄来。“像萨特那样认真，说话算数，把成套的书寄来，可以说是例外中之例外。”

　　相对于萨特，波伏瓦在中国更是知音难觅。幸而，陈毅把一个最合适的人派到了波伏瓦身边。

　　留法15年的陈学昭是法国文学博士，有着法式优雅。她也有很多层次很高的法国朋友，甚至还有一本法文版的《第二性》。陪同他们北上南下时，陈学昭和波伏瓦在卧铺车厢里，彻夜长谈，成了很好的朋友。波伏瓦形容，她非常聪明，极有教养，是个出色的观察者，她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非常宝贵的信息，嘴里没有一句废话和宣传。

　　鉴于萨特、波伏瓦的特殊关系，陈学昭还特地关照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一套有两个房间的房子，两个房间要既独立又相通。这种细节，绝非一般女干部能够想到。

　　精神之旅

　　45天的访问后，萨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盛赞中国的发展变化。

　　但在法国，反华势力依然强大，《世界报》《费加罗报》等几家主要报纸都大放厥词，讽刺萨特、波伏瓦是拿了中国的钱，替共产党唱赞歌。为了回应这些攻击，萨特接受记者采访，并组织了大量文章，发表在他任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还想写一本书，但未能如愿。

　　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看重？”他的回答是：

　　毛（毛泽东）。我给与毛以完全的看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

　　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

　　萨特重游中国的愿望终未实现，但在他死后，却完成了在中国的精神之旅。1980年萨特逝世，《人民日报》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在我国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掀起了一波“萨特热”。

　　波伏瓦看出1955年的中国不过是一种过渡状态，描述也是白费心机，“它需要的是解释”。于是，她用一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观感，写出一部厚达500余页的著作《长征》。这部书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引用了无数资料和数据，还加上作者的实地考察和理性分析。

　　虽然颇费功夫，也清醒地知道这本书“明天就会过时”，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摘自12月13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