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柯灵、施蛰存和王辛笛

　　外公森玉老人（1881-1971）并没有留下多少他所擅长的文物鉴定文字。现存的六篇论文《〈郁孤台帖〉和〈凤墅帖〉》《〈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兰亭序〉真伪的我见》等，都是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所撰，那时他已80高龄。

　　“徐二爷鉴定”的牌子

　　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实地考察古迹、当场鉴定版本目录金石碑帖书画为主，与友人则以即兴交谈、书信往来居多。据说，当年琉璃厂的文物只要挂出“徐二爷鉴定”的牌子，立刻就有人买下，当然，后来也有假冒的事情发生。

　　台北故宫博物院庄严先生曾回忆，抗战期间在贵州安顺守护故宫珍贵文物时，外公曾有过多次关于鉴定、保护文物的漫谈，他都做了记录，可惜战乱中笔记本丢失，也就没能留下外公的经验之谈，甚为可惜。

　　梅兰芳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曾记载“徐森老”从观察王国维先生著述研究“博专细”的方式，告知做学问写文章的秘诀，多少年后我读之依然受用。但外公自己却绝少著书立说。这些年来，上海博物馆柳向春博士尽心尽力到处搜集外公的相关论文、讲话、为他人所作序跋、书信等第一手史料，终于辑录整理成书，实属不易。

　　“徐森玉学问好”

　　我对外公学术领域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常有无法企及之感。这次有幸帮忙校对全书，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长了不少知识。我发现书信一辑占全书的37%，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家信，重读外公写给我妈妈的信，看他为妈妈欲赴欧洲与爸爸一起留学而思考了一夜，列出七条建议，仍为之感动，也倍感亲切。家信中发现有一通提到施蛰存先生（1905-2003），也让我想起一些往事。

　　197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曾旁听过施蛰存先生给77级学生上课，之后又随研究生同学一起去施先生家问学，对施先生的淹博学识印象深刻，尤其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研究学问，更是从精神上引领着我们学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有时会去看望施蛰存先生。一次，他与我提及抗战期间，外公曾到长汀，和他在那边碰到。当时我记下施先生具体的回忆是：

　　抗战时期徐森玉从重庆飞到福建，在长汀厦门大学和我住过一阵。当时重庆飞上海的路线到江西中断，只好飞福建，然后走公路，经浙江杭州才能回上海，有不少朋友，我都是送他们走这条路线，我自己也是这样回上海的。

　　他对外公的印象是——“徐森玉学问好，研究古文献。”

　　外公评价“颇有大谢风趣”

　　与施先生回忆外公是从重庆飞福建略有不同，实际情况可能是倒过来，外公从上海出发，经浙赣闽，最后从福建再赴重庆。1945年开始，外公的家信写得含蓄，对收信人的称呼、写信人署名往往用代称，所谈之事也多用暗语。

　　施先生“写示《武夷诗》三十首”，外公评价“颇有大谢风趣”，大谢是谢灵运，擅写山水诗，此语颇见外公于旧体诗的鉴赏趣味。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录，1941年5月下旬，施先生由永安出发前往武夷山旅游，独行山里十天。又在1942年元宵节，为编定誊录所作诗《武夷行卷》（一卷）题序：

　　既归永安，又仆仆来汀州；逾月，始得展席定居，迺发箧出宿藁，时一润色之；至岁阑，遂写定为卅五首，曰《武夷行卷》，录以诧亲戚故旧暌违既久且远者。

　　此时已至1945年，大约施先生从中特地抄录了三十首自己较为满意的诗作送给外公。施先生《北山楼诗》选有吟咏武夷山水的诗二十余首，第一首即拟人化颇带风趣的《入武夷先见玉女峰髫秀无伦》：

　　开门临白水，对镜贴黄花。独宿清溪畔，娉婷惜鬓华。年年三月半，日日夕阳斜。莫逐行云去，行云未有涯。

　　此信又写了长汀风物景象，特别提到“城西有苍玉洞，宋人题名刻石数十段，近年为修工者损坏多处”。略早在1942年秋间，浦江清先生返回西南联大时，途经长汀，由施先生陪同参观苍玉洞，皆可见当年学者对祖国文化遗迹的重视。

　　“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

　　外公信中反映了他逗留长汀与施先生交游，还提到施先生“甚念馨迪不置”。馨迪（1912-2004）是父亲的本名，看来父亲与施先生此前已相识，也许是他俩都写现代诗，而施先生与戴望舒先生是好友，父亲又曾在戴望舒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

　　我只知道他俩在四十年代后期有来往。施先生也曾谈起那时他到中南新邨我家做客，还记得“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当时施先生和几位友人在我家聚会，父亲赠送了刚出版的诗集《手掌集》，封面是英国版画家裘屈罗·赫米斯的作品——手掌上的一朵花，而父亲不取作者所起的《花》之名，而是看重与自己诗作相应的“手掌”之意。

　　但直到50年后，在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访问团授予上海文坛三老作家施蛰存、柯灵、王辛笛敬老奖时，父亲和施先生才再次见面。　　　　（摘自12月2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