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通信

　　范泉先生（1916-2000，见图）离世已经22年了，我时常会想起他的模样，他的口气，他的勤奋，他的感情生活……想起我们的第一次通信。

　　大约在1979年中旬，我难得回了一次上海图书公司的“娘家”，因为这时我已调到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工作。有人对我说，收到一封给范泉的信，从美国来的，不知怎么寄到这里来了。你是否可以帮忙转给他？在书店工作的老人，一般知道范泉先生的大名。我收下了这封信，因知道他“落难”在青海。他与我父亲孔另境生前很熟识，还曾是我就读的出版学校的副校长，虽然那时我们并没有说过一句话。很快，范泉先生给了我回信，显然，他很高兴。原信如下：

　　海珠同志：

　　您好！

　　非常高兴地收到了您的信，并收到了您转来的美国来信。但是从您的信里，得知您的爸爸已于1972年仙逝，使我内心十分悲痛，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安眠。

　　您父亲是我最好的一个患难朋友。解放以前，特别是日寇投降以前，你们家生活比较艰难。那时我已在资本家开设的永祥印书馆里当编辑部主任，曾经不止一次地支援过他。我们那时虽然穷，但穷得有骨气，没有跟那些汉奸文人为伍，也没有给国民党反动派干过违背人民利益的事，而向往着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有一天能够红遍祖国江山。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干了一些有益于人民革命的事，甚至翻印过一些毛主席的著作。解放前我常到你们家来，那时您还小。您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说话柔婉，常带笑容，给我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

　　在青海的20多年，是在一个山沟里度过的……1977年，我被迫退休。退休以后，青海师范学院来聘请我去工作，才在去年9月来到西宁市的师范中文系任教。今年暑假，曾请友人返沪之便探听孔另境兄的通信处，这位朋友回来时说，另境兄已于两年前逝世。我有些不相信。我又写信给上海师大钱今昔兄，探听你妈妈的住处。他出差开会去了，信还没有复。昨天晚上接读了您写的信，才使我知道另境兄确实已经病逝，再也看不到他了。不知他患什么病？你妈妈现在在哪里？身体怎样？能写信给我吗？您的叔父另寂兄是否健在？在何处工作？您的伯母还健在吗？住在北京什么地方？我想写信向她问候。

　　建国30周年，我却走了20多年的“空白”，现在算是重新开步走。您转寄的美国来信，是我的一位老同学李英写的。他和我在1947年分手后，到意大利学习声学（男高音）,现在已是美国印第安娜大学的声学博士了，当了教授。他原是缅甸华侨，日寇侵华时与家中失去联系，是我支援了他，使他能安度苦难的日子。几十年来他天天上进，几十年来我天天下沉，唯一可庆的，是我居然还活着。两个世界，两种下场，这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您现在可能已近40岁了吧？您的爱人在做什么工作？几个孩子？您在研究所做什么具体工作？怎么会知道我还活着？有空的话，希望常通信。

　　敬礼！

　　范泉

　　1949.11.11

　　（日期有误。应该是1979年11月11日）

　　他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家亲属的一些情况，这些事情由我母亲金韵琴去信作答，我不再写信饶舌。他们的话题应该很多。自从在青海师范学院执教，以他的学识和功力，聘为教授，带研究生，搞研究课题，还任青海省政协常委，显示他“活着”很好。出差来上海、北京，见到不少以前的熟人……一切人事关系在慢慢地恢复和建立。有一次，他从青海来到上海，住在打浦桥一个小招待所，我去看望他，见他的女儿海虹替他缝补衣服，为他打了件全毛的绒线衣。他特意拿出来给我看。他只有一只手套，另一只掉了。“有一只也好，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他满足地说。有亲人在上海，考虑再三，他决意回到上海。在70岁时经上海市委组织部特批调回上海。去复旦任教授或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两者由他择一。他选择了仍然从事出版工作，这是他的老本行。有关部门把他的住房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大家为他高兴。相互间的交往和通信多了起来。

　　境遇有了根本改变

　　时间一晃，距离我们第一次通信已经七年过去了，中间发生了许多事，主要在于范泉先生的境遇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回到了上海，与女儿一家住进了新公房，生活起居也有人照顾，文化界也都知道他回到上海来了，仍旧从事出版方面的工作。这时，我向他打听一些文化老人的近况，他都一一作答，还热情欢迎我去他的新家做客。一切都显示着他“重新开步走”走得不错。

　　信上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是到他双峰路的新家，因是第一次，所以信上说得很详细。事由是他向我提供一批从旧档案中发还的书信复印件。他知道我继承父愿，仍然在收集文人间的通信。这次谈话时间很长，除了介绍他在青海山沟里待了20多年，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情景，还讲到他能动手做木工，画宣传画，甚至织毛线。他的生存能力很强，在艰苦的环境中，还有一股不断上进的动力。还不知不觉地讲起他自传中最精彩的初恋，绘声绘色、仔仔细细、不紧不慢，我随着他时光倒流，才明白他们大学生活的很多花絮……不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钟点，在吃饭时才把结尾讲述完毕。原来他不苟言笑，说话呐呐的表情下，不断用“迭个”词句，传奇故事却一个接着一个。他不仅多才多艺，又多情。

　　80岁时才退休

　　范泉在20世纪40年代主编过著名期刊《文艺春秋》，和许多作家有过交往，与我父亲的交集更多。我父亲比范泉先生年长12岁，自然，经历和人脉更多，能尽力支持范泉的工作，提供收藏的信件，配图在他主编的刊物上，这是他们间的忘年交情。这个时段里，由于范泉先生的关系，我父亲包括茅盾，在永祥印书馆出版了好几种书。

　　没有想到，如今他上班的地方在书店食堂的楼上。有一次我去福州路，路过那食堂，上去一看，果然范泉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对面坐着的还有周劭先生和另一位老先生，他们都过了上班的年龄，属于返聘人员吧。“返聘人员”都不简单，有真才实学。确实，他们是出版方面的专才。不久，由范泉发起主编了一部200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就是很重要的实绩，填补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空白，获得过国家图书大奖。在这个岗位上他工作了10年，直到80岁时才退休。可以说毕生执着于出版事业，力尽筚路蓝缕之功。

　　1984年，范泉受施蛰存一篇《论老年》文章的启发，立意主编一本《文化老人话人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成立了由孔海珠、孙为、范泉、郝铭鉴、彭新琪（以姓名笔画为序）五人组成的编委。这样，我有幸参加了全书的编辑过程，与范泉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近百位老人的稿件，半年出版见书。其间，我还出差北京“跑人家”，要稿子，集图片，紧张而忙碌。这一次，实在感受到他的编辑本领，佩服他的创意。他勤奋工作，曾一个晚上写了篇题为《金色的晚晴在熠熠闪光》上万字的卷首语。

　　与我父亲的交往

　　海珠同志：

　　……

　　您爸爸在进春明以前，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我经常设法支援他。《文艺春秋》在解放前后刊过一些贴去受信人名字的作家书简，都是您爸爸提供的，因为我是刊物主编，有权开很高的报酬给您爸爸。您爸爸被日宪逮捕的，我还记得多方设法营救，有一次还带您妈妈一起去看世界书局陆高谊经理。那时您家在尊德里。我看到您妈妈一双长期做煤球的手，但她毫无怨言，说话总是带着微笑，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解放后，她坚持参加工作，而且还在我的鼓励下，能写比较流畅的文章，多不容易啊！希望您在星期天经常看看她，关心她过好晚年的生活。

　　祝好！

　　范泉

　　1989年11月18日

　　上海陷落于敌手之前，父亲在“孤岛”创办华光剧专，任校长。虽然也是贫困的，然而一旦沦陷，父亲迅速决定学校关张。他变卖了全部家当，带领全家三口投奔新四军。他的任务是在苏区筹办垦区中学。我在这个时候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东台。不意，敌人发动“大扫荡”，苏区管文蔚等领导决定遣散文职人员。这样，一大批文化人只能悄悄地离开苏区，返回沦陷了的地区。回到上海，无家可归，只得盘桓在母亲的娘家尊德里。范泉看到的，是真实的。父亲是个穷文人，没有什么生财之道，生活清贫可想而知。当日寇临近无条件投降前，在上海疯狂抓捕文化人，父亲没有逃过魔爪，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坐牢44天，受尽刑讯。对范泉先生给予的帮助，母亲很感激。　　   （摘自《随笔》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