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卞之琳（右）与沈从文夫妇

　　资助《三秋草》和《刘宇诗选》

　　与沈从文相关的诗集，学界熟知的是卞之琳的《三秋草》。诗集1933年5月5日自印出版，收《工作底笑》《海愁》《一块破船片》《墙头草》等诗17首。沈从文是发行人，更是资助者。卞之琳讲：

　　我在1932年秋天三个月又写了风格稍异的十几首诗，想叫作《三秋草》，从文当即慨然为我题了“三秋草”三字，从抽屉里拿出三十元钞票交给我回北平自己印书。我在他开抽屉拿钱的时候，就瞥见有几张当票，当即坚拒收钱，他却坚持我拿走，我终于未能违命，回北平后找南河沿一家小印刷厂，用三十元（连纸张）正好印了三百本，交即将关门的新月书店代售，版权页上名正言顺的印了“发行人：沈从文”。

　　此前还有一本诗集的出版也得到过沈从文的帮助，这就是《刘宇诗选》。诗集为沈从文编，1932年1月出版，上海北新书局代售，收有《骆驼》《假如我要来》《械斗》《肉与死的搏斗》等诗31首。书前有钟敬文《题词》、赵景深《序》和沈从文《序》，书后有著者《跋》。读沈从文《序》可知沈从文是“鼓励他写作的一个人”，其实也是这本诗集的资助者。刘宇《跋》讲：

　　诗是沈从文先生由我未印的《沉淀》中选出来的。排版时钟敬文先生也给我详细设计过。出版虽是我自己，但从文和渠在经济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从文，因为若没有他常常的督责，我就不能写成这许多诗，没有他大量的经济的帮助，我也不能使这集子出版。

　　对青年诗人独特才华的欣赏

　　生活并不富裕的沈从文慷慨资助卞之琳、刘宇出版诗集，无疑是出于友情，但更是源自对青年诗人独特才华的欣赏。沈从文在为卞之琳未能出版的诗集所作《群鸦集附记》中讲：

　　作新诗的几个较年轻朋友中，如刘宇，如梦家，各人的成就，皆有超越过去若干诗人的样子，然而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欢喜了。

　　据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同学录，刘宇为四川万县人。赵景深《序》说其写诗之外，“又是一个民俗学的努力者，在中国公学曾创刊《俗物》，作稿甚为努力。”1934年7月20日《十日谈》第35期刊有《记三文人》，这样描述刘宇：

　　一个瘦个子，近视眼，面目黧黑，衣服穿得很随便的。

　　中国公学毕业生，最近在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里教国文。

　　写得还不差，以前是写恋爱诗，现在怎样呢？倒不大清楚。

　　时常写些散文，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

　　刘宇最早发表的新诗是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上的长诗《械斗》。赵景深《序》说：“刘宇的诗以叙事见长，使我如读彭斯，尤其是在乡村描写这一点上。《械斗》和《肉与死的搏斗》都是结构严整的叙事诗，其文学的质朴、流利、爽脆，使人如读评话。”沈从文《序》中称赞刘宇的“感情很厚，想象很美，看得宽泛，写得亲切，这些长处证明他写农村的长故事诗，将使新诗别开拓一种境界，为他人无从企望的完美境界”。

　　主动提出出版《牵牛花》

　　第三本与沈从文有关的诗集是胡不归的《牵牛花》。这本诗集的出版很是曲折，胡不归《印诗后记》讲：

　　……在十九年的六月下旬，沈从文先生见到《新月》月刊上有我的几首诗，便写信给我，要我把诗稿整理一下，他愿意替我拿到上海设法出版。过了几天，徐志摩先生寄信来，也说愿意替我设法。不料，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志摩先生乘飞机遇险，死在济南，我的集子（那时书名定为“礼品”）便遗失在志摩先生的家里。后来我向志摩先生的夫人陆小曼女士索取，她说已找不到了……过了三年，二十二年十月，我在北平，从文先生见了我，又劝我把诗稿付印，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添了几首新作，共计二十五首，取名“重奏”，交了把他。那知他在搬移住宅的时候，他家的佣人却把我的一本诗稿弄得不见了。沈先生寻过几次都没寻着。该数我要悔气。好在仅遗落二首没有底稿……

　　从此印诗稿的兴致已打断，我的学术兴趣又转向到史学，方志和考据方面。六七年来，没有做过什么诗。去年，何德明先生在广州主办“文学月刊”，要我的诗集编入文学小丛书，并且登了几次的预告。终因战局和经济的关系，又成了泡影。今年四月，我应屯溪皖报社长程万□先生之约，到屯主编皖报副刊，使我得了印刷上的种种便利和资助，鼓起我十二分的勇气，居然印成了这本小册子——牵牛花。

　　诗集《牵牛花》1940年7月由萍社出版。扉页题“纪念徐志摩先生”，《印诗后记》附于书后。难得的是文中讲到的沈从文和徐志摩的信在书前刊出。两信连读可知，帮助胡不归出版诗集首先由沈从文主动提出，当时是在病中，“近日大流血”。沈从文的信写于1930年6月27日，此时胡不归的诗稿还没有拿到，7月4日徐志摩致信胡不归说沈从文前日送来诗稿，病中的沈从文仍然如此快速地实践自己的承诺不能不令人敬佩，而如此做的原因又是出于对于青年诗人作品的欣赏，觉得“诗极美”。

　　（摘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