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施塔特足球队队员的合照

　　足球运动员大规模参与战争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米德尔塞克斯步兵团第16营和第23营就是由切尔西、富勒姆、托特纳姆热刺等多个足球俱乐部的球员组成。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更多的职业球员拿起武器走上战场。

　　西线战场上的球员

　　据统计，二战期间仅西线战场上的英军，就有来自狼队、利物浦、哈斯菲尔德、莱斯特城等俱乐部的700余名职业球员。

　　博尔顿足球俱乐部的传奇队长——哈里·戈斯林，被认为是当时英格兰足坛最优秀的后卫之一。1939年4月8日，当博尔顿流浪者俱乐部在主场迎战桑德兰的一场比赛开始前，戈斯林向现场2万余名观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们的国家正面临危险，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保持冷静，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们就能应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不到半年，德军闪击波兰，英国对德国正式宣战。在戈斯林的感召下，俱乐部35名球员中有32人报名参军，其余3人因年龄小从事后勤保障工作。西线战事爆发后，戈斯林和10余名队友随部队进入法国支援作战。战斗中，戈斯林凭借击毁4辆敌军坦克而晋升中尉。之后，戈斯林参加了英格兰本土的防御战事，也到过北非战场。1943年，戈斯林随部队参与了反攻意大利的行动，不幸被弹片击中后背，不治身亡。

　　除戈斯林外，18岁就完成英甲联赛首秀的新星沃尔特·西德博特姆，于1943年11月因所乘军舰被鱼雷击沉而溺亡；阿森纳门将比尔·迪恩在1942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丧生……从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到1945年战争结束，共有38名英国球员在战场上牺牲，英国也成为二战中球员牺牲最多的国家。

　　悲壮的“死亡球赛”

　　与西线相比，东线的战争更为惨烈，对于战场上昔日的足球运动员来说也更为残酷。1942年，在基辅就上演了一场悲壮的“死亡球赛”。

　　在基辅保卫战中，迪纳摩队的很多球员拿起枪，加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1941年9月19日，基辅沦陷，球队中的许多人既没能顺利突围，也没能找到游击队，只能返回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城市中。迪纳摩队原门将特鲁谢维奇被面包店老板瑟夫·科尔迪克收留。之后，特鲁谢维奇陆续找到一批原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队的球员。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名为施塔特（Start）的足球队，并参与了基辅当地的足球比赛。在与德国占领军进行的足球队比赛上，施塔特足球队身着代表苏联国旗的球衣：红色上衣和球袜、白色短裤。德国人本想通过在球场上击败这支“红色”球队，从精神上压垮基辅民众。结果，在随后几场比赛中，施塔特接连取胜。

　　为战胜施塔特，德国派出了空军的高射炮队。这支球队是由当时纳粹德国的二把手戈林，从战前为德国足球联赛效力的专业球员中选拔组成的。然而，在比赛中，施塔特队仍以5比1的比分轻松获胜。为挽回颜面，纳粹德国很快就安排了第二场比赛，并在私下要求施塔特的球员们不仅要在开场高喊纳粹口号，还不能在比赛中获胜。比赛的哨声一响，施塔特队员全力以赴，最终以5比3的比分让德国人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

　　据说，由球王贝利、英格兰功勋队长博比·摩尔等球星参演的电影《胜利大逃亡》，便取材于这个真实历史事件。与电影结局不同的是，施塔特的全体队员于8月18日被捕，随后以勾结游击队的罪名被关进集中营，许多人并未活到战后。这场比赛也被称为“二战时期最残酷的足球赛”。

　　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球王”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中国抗日战场上也涌现出一批敢于反抗的足球英雄。“亚洲球王”李惠堂作为当时公认的中国足球第一人，心怀“体育救国”的理想，并在足球场上将其付诸实践。1934年，日本提议接纳伪满洲国加入远东体育协会。同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期间的中日足球比赛，因中日两国矛盾不断深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两队一度战成3比3的局面下，李惠堂顶住压力，罚入关键的制胜点球，帮助中国队夺得足球项目的锦标，成为捍卫国家尊严和荣誉的体育英雄。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惠堂积极发起、组织、参与各种体育义赛，筹款募捐支援抗战，更是拒绝日伪政权的拉拢，在香港陷落后转入大陆继续体育事业，通过足球比赛进行中外交流，助力抗战军事和地方建设。

　　此外，“头球王”谭江柏作为李惠堂的国家队队友，在抗日战争打响后，毅然挂靴从戎，参军抗战，担任华侨12运输大队队长，负责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曾与李惠堂共同效力于上海乐华队和国家队的陈镇和，在淞沪抗战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日学习战斗机驾驶，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屡立战功，还曾因所在中队在广东地区击落日军4架敌机而获嘉奖。

　　紫星足球队作为民国时期北平地区的最强球队，和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日寇演出一样，拒不报名参加日伪举办的“治强杯”足球赛。　　（摘自12月8日《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