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常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这句话背后的历史事件，是司马氏吞食曹魏政权的关键一步——曹髦之死。但是，作为距离此事最近的历史记载，陈寿《三国志》中关于曹髦的记载却有些吊诡：前半部分极力体现曹髦的贤明有德，后半部分却将曹髦之死一笔带过，还收录了郭太后激烈批判曹髦的诏书。反观唐代成书的《晋书》，却清晰记载了司马昭弑君之事。

　　其实，深谙中国史官传统的陈寿，早已用“春秋笔法”告知了我们答案。

　　贤明少主的雄心

　　自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帝的大权就开始衰落，司马懿和司马师不断加强对朝廷的控制，皇帝也逐渐变成了傀儡。曹魏一共5位皇帝，除了开头的曹丕和曹叡，后面3人都是傀儡。但即便是傀儡，也有无限隐忍者和伺机反抗者，如果说曹芳和曹奂是前一种皇帝，曹髦无疑就是后者。但是，他也因此被当街弑杀，最终草草埋葬，只落得一个高贵乡公的名号。

　　《三国志》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曹髦勤学善思、贤明有德的一面，如果不是后来被司马昭杀害，这简直就是一个盛世明君的早年形象。“少好学”是陈寿对曹髦早年最精准的评价，为此陈寿甚至花了大量笔墨来讲曹髦与文人们探讨学问的故事。

　　根据陈寿的记叙，曹髦在登基前后的表现也非常注重礼仪，很有分寸感。《三国志》上讲到众大臣去迎接曹髦的时候，臣子说他可以乘车进宫，但他却说，在正式登基之前，应该与臣子一样，不能僭越。直到他登基称帝后，才使用天子仪仗，这让文武百官十分欣赏。曹髦当时才13岁，已经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家的早年形象。

　　或许正是过早地展现出超凡的才华与品质，曹髦才引起了司马氏集团的警惕。随着曹髦的成长，他愈发不能容忍自己傀儡的身份，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他写了一首《潜龙诗》：

　　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巧用对比的春秋笔法

　　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再也无法忍受。掌权的司马昭随时可能对他下手，只能奋力一搏。当年五月，他主动向司马昭发起挑战，亲率兵卒，杀向司马昭的府邸。此后便发生了后世熟知的司马昭弑君的故事：司马昭手下的贾充，指使成济当街杀了曹髦，司马昭虽然假装此事与自己无关，却无法逃脱世人的眼睛。

　　《三国志》却在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惜字如金，只用了“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句话，就一笔带过了。这种简洁本也是陈寿的写作风格，但他也不得不如此。陈寿曾经是蜀汉大臣，蜀汉灭亡后仕于西晋，专心撰写史书。写《三国志》时，正是司马家的人做皇帝，陈寿只能有所避讳。但是，陈寿又是严肃的史学家，“不隐恶”是历代史官的基本操守。因此，陈寿就采取了巧妙的春秋笔法，直接把曹髦死后郭太后下旨的内容全盘放在《三国志》里，其中黑白善恶，便十分明晰了：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郭太后这封诏书是在司马昭的威逼之下写就的，所以内容十分离谱，全文都在谴责曹髦的暴虐。把诏书内容放在这里，简直就是对司马昭的“高级黑”，看似在赞扬司马昭，其实通过对比叙述，已经把司马昭的虚伪、奸诈呈现得淋漓尽致了。

　　草蛇灰线指向终局

　　在记录曹髦之死时，陈寿还专门点了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三人的名字，似是有意展现这一重大历史变局中不同臣子的形象。这三人原本都是曹髦身边的亲信，但在危急时刻，只有王经誓死捍卫曹髦，而王沈、王业为了保命，便把曹髦准备发兵反抗的想法报告给司马昭，成为曹髦抗争失败的重要因素。而《晋书》中，也出现了王沈、王业和王经三人的名字，前两人的告密者形象已经在历史上定格。

　　后来司马昭为了安抚人心，就将成济灭族。而贾充是司马昭最信任的人之一，自然不能抛弃。随着司马炎篡位，建立晋朝，贾充也成了世家大族。但也正是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后来成为“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祸乱朝政，酿成了八王之乱，最终毁掉了晋朝。不能不说，成就司马家的人，最终也是毁灭司马家的源头之一。

　　从历史影响上看，在强调忠孝的古代社会里，弑君者自然只能勉强在“孝”上做文章，这也导致晋朝在意识形态上无法以忠义束缚臣民的行为，为后来十六国乱世埋下了种子。

　　（摘自12月2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