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敬酒时都把酒杯置于对方杯下

周尔均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出版

　　对饮酒很节制

　　我同七伯一起喝酒的机会少之又少。在西花厅陪七伯、七妈吃饭，从来不上酒。唯一的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尔辉弟弟与孙桂云弟妹的婚礼上。尔辉弟为人忠厚老实，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院工作，他的爱人是淮安市小学老师，清秀爽朗。七伯、七妈亲自主持侄儿辈的婚礼，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天除亲属外，把“北钢”领导也请来了，七伯让上了酒。我们跟着七伯、七妈举杯向新人祝贺，不过就是“意思”了一下。

　　再有一次，就是“红楼”之宴。1957 年出访亚欧十一国非常成功，是我国外交史上一次突破，七伯和贺老总很高兴，同参加宴会的同志一一碰杯祝贺。但七伯只有同王政的那杯酒是一饮而尽，其余的只是舔一下，加起来不超过一两。

　　我同成元功闲谈时，聊起七伯喝酒的话题。元功说：“你七伯喜欢喝酒，酒中又喜欢茅台。但他对饮酒却很节制。我知道他喝醉过三次：一次是早年在广州与七妈结婚时，让张治中等一帮好友给灌的；另两次是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归国，欢送驻旅顺港苏军回国，七伯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下喝过了量。从此以后，他在喝酒的问题上就严格约束自己。七妈对七伯喝酒把关也很严。”

　　也是在这次宴会上，我发现七伯喝酒特别讲究礼貌，每次碰杯，他都把自己的酒杯置于对方酒杯之下。这一细节我倒是记住并学会了。20世纪90年代，我和在军应邀访问日本，宴会主人、日本外务省审议官（相当于我外交部副部长）小仓和夫，也是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学者。席间谈起周总理的人格风范，我举了伯伯礼貌碰杯的例子，这位大臣学得很快，向我敬酒时，把杯子低低地置于我杯下，我也敬之如仪，这样一来，两人的杯子一个低过一个，最后一起钻到了桌子下面。在欢笑声中，大家共忆恩来伯伯的风范。

　　成元功的委托

　　就在那一年前后，我参加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午休息时突然接到成元功的电话，他托我向参加会议的军委、总政首长反映一个重要情况。我问他是什么事情。元功说：“空军有一位作家，写了本书《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里面有许多错误不实之词，我提了意见，他不但不接受，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我实在气愤不过，只好请你向军委、总政首长反映我的意见。”

　　成元功是我一向十分尊敬的老同志，他这个郑重的委托我不能推托。但我不认识这位作家，也没有看过这本书，便请他说说书里有哪些明显讹误。他说，比如书中写道，七伯为了教育嗜酒如命的许世友，和许世友拼酒，两人各喝了两瓶茅台，许世友醉得滑倒在桌子底下，七伯还保持着清醒。这就是胡编乱造，根本没有这回事。

　　成元功举的这个例子不算重大政治问题，这本书我也没有看过，如果因一些细节不实，就向军委、总政领导郑重其事地状告一个作家，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他是恩来伯伯的老卫士长，特地让我向军委、总政转达本人的意见，不办也不好。我想了想，可以在小组会氛围比较适合的时候代为转达。

　　我们这个小组，是由总政和国防大学的代表组成。军委领导刘华清、张震、迟浩田、张万年，总政领导于永波、周子玉、唐天标都和我同在一个组。当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我乘着相互交谈的时间，把成元功转托的事情简要地说了说。于永波主任说，这件事已经反映到他那里，他让北京空军政治部主任找作者谈话，但作者很傲慢。于主任已经让北京空军政委再找他谈话。总政分管宣传工作的周子玉副主任表示，这件事他再过问一下。我插话说，作家大都有个性，谈话教育就是了。这时正好小组会进入正式议题，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

　　会后，我把这本书找来认真地读了一遍，感觉其中是有些讹误之处，有些表述过了头，但总体上还是立足于正面颂扬恩来伯伯。于是，我又专门找元功同志，把我处理他的嘱托经过和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告诉他。元功表示满意。

　　“八两而已”

　　1945年成元功同志就跟随总理，一直到“文革”中遭江青污蔑离开西花厅，在七伯身边工作了20多年，长期担任总理的卫士长。他为人忠厚淳朴，办事周详，对七伯、七妈忠心耿耿，对我们亲属也热情关照，是一位称职的好管家。

　　从20世纪40年代起，我和在军先后同成元功和他的夫人焦纪壬相识与交往长达六七十年。1957 年在“红楼”招待所期间，更是我和元功相处最密切的四天。毫无疑问，对周总理的酒量最有发言权的是成元功同志。“极而言之，八两而已。”元功同志业已离我们远去，他留下的这句话，我认为是对恩来伯伯的酒量最权威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