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我独坐灯下，一封封地重读从前的信函。

　　当年我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学考试时，徐中玉先生亲自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给我很多的帮助，我们也由此结下了师生友情。后来我先后在几家报刊主持文学栏目，多次向他约稿，他总是专门给我赶写稿子。

　　1995年11月，徐先生应我之约，写了一篇随笔《坚持运动，随遇而安》，发表在当年第12期《康复》杂志上。文中，已过80整岁的徐先生娓娓而谈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现下的日常生活，那些独特的人生感受十分诚挚，也充满智慧。

　　按照规定，杂志社的编务会给发表文章的每位作者寄赠一份样刊，而我生怕出什么纰漏，就自己动手开了信封，给徐先生寄去了两份杂志，不过，用的是普通印刷品邮寄。不料，1996年2月2日，我忽然收到徐先生的来信：稿费也已收到，但刊物至今未见，也已买不到。今天打电话给编辑部，知你已调电视台工作，也好。不知能否设法寄一本来看看。

　　不消说，是邮寄的杂志不知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问题。收到信后，我即找到杂志社原先的同事，请他们帮忙再寄。可惜的是，他们回答我说编辑部已一本都不剩了。现在想来，徐先生一定是失望的。

　　我调到电视台后，在《上海电视》周刊做了近10年记者。1996年4月，听说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老师要来上海出差，我即与她联系约采访。那天，我跟于老师约好在广电大厦见面，当我提早一些时间到大门口迎候她时，发现她比我还提前到了。

　　于老师在1981年组建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很多观众盼着她能重返银幕，她本人也希冀着再攀艺术高峰，但为了孩子，她推掉了片约，全身心投入儿童电影事业之中。于老师对我说，这样做更值得，因为整个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比她个人来得更为重要。

　　这篇采访《又见于蓝》在《上海电视》周刊刊出时，配了摄影记者在我们交谈时所拍摄的于蓝老师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拍得非常传神——于老师眼神看向远处，目光坚定，一头短发显得格外精神。我用挂号邮件给于老师寄去了杂志。4月30日，她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这张照片可否给她一张留念。

　　看来，于老师对自己的这张照片也很满意。我即告诉摄影记者，并问他能否再冲印一张送给于老师。但后来这事没有了下文。

　　如今，重新展读徐先生和于老师的信函，两封书信，一般遗憾，我为自己没有达成他们的心愿深感内疚。　　  （摘自12月29日《 解放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