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胡适在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喜提新年大“礼包”

　　1935年一开年，时年45岁的胡适喜提新年大“礼包”——香港大学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赴港领受学位之际，又因得公费资助，顺道赴广东、广西游历。这一趟新年大旅行，既有来自华南学术界的荣誉加冕，又能捎带访友交游，真可谓学术、游乐两不误，南游“跨年”气象新，心情自然大好。

　　元旦一大早，胡适即从上海登船赴港。1月11日，胡适飞往广西梧州。次日晨受其中国公学校友、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之邀，在梧州中山纪念堂公开讲演一次。之后，又赴南宁，逗留至1月19日，再赴柳州。1月20日飞赴桂林，至1月24日晨又飞往柳州、梧州两地，作在广西的最后逗留。次日晨，胡适即从梧州飞往广州，结束了广西之行。

　　1935年1月24日，胡适一行“本决定由桂林沿漓江直下梧州”，“飞过良丰时，飞绕一周”，“以践昨夜之约，又饱看良丰山势”。但当时“飞过阳朔，云雾甚重，山头皆被云遮”，遂不得不“决定改道向柳州西飞”。至此，胡适的桂林之旅也正式终结。

　　1935年2月4日，恰逢大年初一，刚从香港乘船北返，在上海、南京稍作停留之后即返归北平家中的胡适，正与家人团聚，欢度佳节。这天下午，兴致不错的胡适接受北平《世界日报》记者的上门专访，次日，访谈内容即见报。

　　报道显示，胡适不仅为记者讲述了此次南游之行的见闻与观感，还大谈广西兽医及义务教育，且在访谈行将结束之际，现场“即兴”创作一首粤语诗《黄花岗粤讴》：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咪话火把唔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

　　以上四句若译为白话，则为“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拿火把照谁人？别说火把不够亮，看他吓倒大将军！”

　　为广西兽医事业点赞

　　胡适在广西畅游桂林等地的经历与感言种种，当年即将在沪港各报发表的“零碎”化零为整，结集为《南游杂忆》（上海国民出版社，1935年10月初版）一书。胡适在书中记述较多的，除了对于一些重要古迹的寻访见闻与简要考证之外，关注颇多、评述也颇为详细的，还是当地社会经济与民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除此之外，在这本看似学者游记性质的书里，胡适还不吝笔墨，对广西兽医事业大加赞赏，认为广西“最有希望的事业似乎是兽医事业”“这是因为主持的美国罗铎（Redier）先生是一位在菲律宾创办兽医事业多年并且有大成效的专家”。对广西兽医引进外国专家，遵从科学发展的态势，胡适颇感满意，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然而邕宁人士的议论已颇嫌罗铎的工作用钱太多了”“费时太久了，用外国人太多了，太专断不受商量了”。为此，胡适告诫广西当局及相关人员称：

　　求治太急的毛病，在政治上固然应该避免，在科学工艺的建设上格外应该避免。有为的政治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物质的条件，如交通等等；一是人才的条件，所谓人才，不仅是廉洁有操守的正人而已，还须要有权威的专家，能设计能执行的专家。这种条件若不具备，有为的政治是往往有错误或失败的危险的。

　　此外，胡适对广西普及义务教育也抱以热切希望，称“实行成功后，全国将以该省之文盲为最少矣”。所有这些，与胡适一贯崇尚科学、重视教育的态度相契合，也与其在广西梧州中山纪念堂所作《中国再生时期》讲演，以及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所作《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等十余次讲演主旨相契合。胡适坚信经历文化革新与教育变革之后的中国，将迎来再生与复兴时代。

　　广州之行的“误会”

　　胡适的广州之行为期甚短，只是“逗留两天半，略游各名胜”而已，且还发生了“广州学校方面之误会”。

　　原来，1935年1月6日，刚刚抵达香港才两天的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所作《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讲演中，曾提到：

　　现代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反而守旧如此！

　　讲演中非但有如此不客气的指摘，胡适还进一步认定广州不够开化，已经落后于中原文化了。为此，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精通古文尤擅古学的古直及该校教授钟应梅等人公开致电当局，认为胡适在香港的讲演言论有辱国家、有辱广东人民，实属造谣惑众，应当“法办”。当然，古直等对胡适的“隔空问责”，也随着胡适的即刻离去而告结束。胡适后来在访谈中对此事一笔带过，也坦言对此“毫不介意”，理由是：

　　因学术上之讨论，不应用意气，否则反易被人讥为“小孩子”。　　   （摘自12月29日《北京青年报》 肖伊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