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口述 余斌撰写 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1944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陶琴薰
陈琏与袁永熙
陶琴薰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她是陶希圣的女儿。虽然和我不同班（她比我低一班，小我两岁），我们倒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叫她“陶陶”，后来我女儿喊她“陶陶姨”，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据他说，他母亲跟他们说起过她和“静如阿姨”不少当年事。我和她，真是可以称为“闺密”的。
在中大，晚上她常拉我去吃碗湖北米粉，“贷金饭”吃不饱嘛。同学许丽霞有次问我，你们吃来吃去的，都是谁给钱？我说多半是她。这是事实，我身上没钱的，和在昆明时完全两回事了。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许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陶说，谁付钱还不一样，分什么彼此，不过是我给的多些。许丽霞就跟我说，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许家里是教育部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她想象陶琴薰家也那样，其实陶希圣就一个女儿，很宠她的。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她再拉我，我就不肯去了。不过有事她还经常想着我。
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戏剧春秋》，顺便领我去中央日报社见见她爸爸。陶希圣我早就知道，其一，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他执笔；其二，他是“高陶事件”的要角之一，后来脱离了汪精卫回到蒋这一边。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他穿件长袍，没官架子，像个读书人。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之前跟她爸爸说过。
1945年我生赵蘅的时候，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那时沈苏儒（沈钧儒的堂弟）开始追她，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已经追她有一阵了。她犯愁，问我该怎么办。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姓陈的已经工作了，在陶希圣手下做事。我说，姓陈的绝对不行。其实我也没见过，听她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只是因为他给国民党做事，在我看来就是“吃党饭”的。
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第一个孩子满月时，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她也请了我。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请了五六桌，我只记得我那桌有当过“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印象深的是吃过饭，陶希圣坐到休息室的沙发上，好多人围着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应该如何“应变”。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了，亲国民党的人很焦虑，我们那时想的却是，“天就要亮了”。记不得陶希圣说了些什么。
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就这样陶琴薰还是留在了大陆。陶希圣当然是想全家一起走的，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了一段时间才开，为的就是带走她。但她拒绝了，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沈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反国民党的，他显然是受堂兄的影响。
解放后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家搬到了北京，我只有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那次，向中大老同学辞行，请何如、曹惇，还有琴薰几对夫妇吃饭，见过她一面，等我从东德回来，就知道陶琴薰成了“右派”。虽然通信不多，我们还保持了联系，“文革”一来就彻底中断了。直到一九八几年我才打听到他们的情况，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
陈 琏
除了陶琴薰之外，我比较熟悉的，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陈琏小名叫“怜儿”，“琏”是从“怜”来的。陈琏生下来就没了母亲，还差一点被扔掉，当然可怜，小名就叫了“怜儿”。虽然我们同学时她早用了“陈琏”这个学名，我们平时还是“怜儿”“怜儿”地叫。她姐姐也在中大，小名叫“细儿”，和我们也熟。
那时候赵苡才一岁多，刚断奶。天冷，没有厚袜子，脚冻得生冻疮，买不起毛线，细儿、怜儿从哪弄来了粗的纱线，两人连夜给织了一双袜子让她穿。
同学之间对达官贵人的子女多少都是保持距离远着的，但陶琴薰、陈琏（还有她姐姐）是例外。陈布雷家教很严，她们姐妹没一点架子，生活也很朴素，像陈琏，好像永远一件蓝布旗袍，从来也不涂脂抹扮地打扮。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成地下党的，反正后来都晓得她夫妇两个不一般。她丈夫袁永熙是北大的，因为搞地下工作，在同学眼中有点神秘。后来就听说两人都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1947年我在南京街头遇到她，就在文昌桥那儿，又惊又喜，问她怎么出来的？她说是“夫人”说了话。“夫人”指的是宋美龄，不用解释的。是宋美龄跟蒋介石说，怎么能把他们抓起来呢？这像什么话？！我们连问她，在里面受苦了吗？她说没事，还笑嘻嘻地说，喝白稀饭，有油炸花生米吃。
还有一次，是解放前夕，遇上了，她很兴奋，有几分神秘地说：“天快亮了。”
她出来后就去了国立编译馆，就是我哥那里。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去看她，事先没打招呼，他们夫妇和别人约好了吃饭，正从家里往外走。我老远看见就喊“怜儿——”“陈琏——”。到一起她赶忙让我别这么喊，说她现在叫“陈璧如”了。快解放时她突然消失了，国立编译馆那边还打电话问过我，我哪知道呢？后来知道，是地下党安排，让她悄悄去北京了。
解放后她当然又叫回了“陈琏”。50年代她在北京工作，我们同学和她就没什么来往了，慢慢地还是有了距离感。不是她自以为高人一等，是我们觉得地位悬殊了，往上凑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