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术知识如何共享

作家文摘 2023年01月06日 ·刘永加·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某知识资源传播共享网络平台涉嫌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查处。古代没有网络资源这样便捷的手段,仅靠纸质媒介传播,古人是怎样做到知识共享的呢?

  借书一瓻,还书一瓻

  古时候除了国家藏书外,私人藏书十分普遍,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应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私人藏书家,他广搜文献,“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到了东汉,藏书家曹曾专门修建起一座石室,以收藏自己的万余卷藏书,史称 “曹氏书仓”,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图书馆。

  据载,我国古代最早的借书活动始于汉代的刘向,他曾向当时的中大夫卜圭、臣富参等私人藏书家借阅过图书。那时,人们重视礼仪,读书人之间相互借书,也约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借书时以一瓻(chī)酒相酬,还书时又以一瓻酒相谢,这就是谚语:“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是一种肚大口小的贮酒器。这应该是我国借书史上最早的有偿服务。

  随着私人藏书的发展和兴盛,到了唐代,“借书一瓻,还书一瓻”被讹传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唐李匡义在其《资暇集》中更演绎出了“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的四痴说。那时一些藏书家多以收藏为主,主张“以秘惜为藏”,以藏书传子孙,甚至拿“鬻书借人为不孝”作庭训。所以,很多书籍被束之高阁,才有了“借书四痴”说。

  当然,古代也不乏开明的藏书家,他们公开自己的私藏书籍对外人开放,有的甚至还免费提供茶水饭食等服务。最早主动开展借书活动的藏书家要算晋代范蔚,据《晋书·范平传》载:“(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

  书贵久藏,更需分享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政策开明,私人藏书甚是盛行,涌现出了大批藏书家。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

  宋代藏书家的共享意识更是大大增强了,他们愿意将自己辛苦收藏来的图书与他人分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宋敏求是仁宗英宗神宗时代的大藏书家,他家藏书竟达三万卷,前来他家求书的人络绎不绝。他不仅经常与其他藏书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还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向大众开放,借书与人读。当时喜欢读书的人不仅到他家里来借书,很多人更是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围赁屋建宅,“以便于借置故也”,致使春明坊地价房价大涨。

  宋哲宗时丞相苏颂,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家藏书万卷。为了共享图书资料,他别出心裁,以书宴客,不仅可以借阅,还可以无偿抄走。他写了一首《客来》诗:“有客过我门,开颜喜相见。贫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高论到古人,终日自忘倦。非同豪富家,丝竹留饮宴。”

  北宋藏书家王钦臣的私家藏书达到了四万三千卷。痴迷于藏书读书用书的王钦臣,深知书贵久藏,更需要分享。据宋徐度《却扫编》载:“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

  元代名将、藏书家贾辅驻守保州城(今保定)时,不仅重建城池,还在城内建起了万卷楼,把他收集的海量图书收藏起来,并公开对外出借阅读。后来成为元代大学者的郝经经常到万卷楼借阅,时间长了,贾辅为他好学不倦的精神所感染,在万卷楼专门开辟一室,供郝经阅读藏书。贾辅曾对郝经说过:“向吾之书贮于楼中,今则贮子腹中。向者大圣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则布诸子之心矣……”郝经果然没有辜负贾辅的希望,成就了一番非凡事业。

  “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逐渐走出了“楼不延客,书不借人”的思想局限,向着更为开放的姿态迈进。明成化年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的杨循吉有题书橱诗:“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断烂无与怜。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他不仅开门借书,还向真心读书的学子赠书,以避免将来他收藏的图书落得个被拍卖的下场。

  明崇祯进士、藏书家曹溶为了便于图书交流,他在自己制定的《流通古书约》中指出: “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次史、次文集、次杂说,所注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使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抄互换。”该书约规定了借阅规则,一改私人藏书“我不借人,人也绝不借我”的不良风气,使一些珍本、孤本能让更多的人得到收藏与阅读。

  明代开始出现专门用于公开借阅的藏书楼。藏书家李如一嗜好藏书,“遇秘册必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他见有古书则不惜代价倾家资以购,凡有前来借书者立即满足需求。李如一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得月楼”,提出了“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的共享思想。所以,得月楼的图书是允许外借的,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前来借阅。

  到了清代,一些书院和学会更是成了藏书借书的主阵地,这些地方的藏书楼开放性更大,对外借阅更为广泛。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苏州苏学会藏书楼是“专为寒士无力购书而设”;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的长沙湘学会藏书楼“无论何人,皆可入楼游观,惟看书须觅保人于事前向会接洽,由会发给看书凭单。至楼看书时,由管书人先在楼下验收凭单,方得开柜取书。看毕交书后,将凭单交还。”这与今日的图书馆已十分接近。 

  成立于光绪三十年的上海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曾公开印发序启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书籍者天下学术精神所寄存者,亦公器也;私其学于一己,则其学亡;私其书于一家,则其书亦亡……”   (摘自 1月2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