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现“逃逸式辞职”

　　记者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搜索发现，2022年以来，在被查官员的通报中屡屡提及“逃逸式辞职”。所谓“逃逸式辞职”是指一些党员干部以为离任后可以万事大吉、既往不咎，抱着“猛捞一把就辞职”“见好就收”的侥幸心理，妄图通过提前退休（辞职）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查处。

　　川观新闻曾援引一位从事多年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的话称，“逃逸式辞职”一般分为两种情节：一种是在职期间有违纪违法行为，妄图通过提前辞职退休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另一种是指离职或退（离）休后，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捞好处。

　　2022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沈曙寰被查。通报称，沈曙寰妄图通过辞职逃避组织调查，将国家支持外经贸的政策性工具异化为满足个人贪欲的“私器”，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在察觉可能案发后，企图“一辞了之”，是典型的“逃逸式辞职”，性质恶劣。

　　企图通过辞职，来逃避被查厄运的案例并不鲜见。2022年6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楞被查。通报显示，贾楞在行吃行、靠企吃企，临近退休“逃逸式辞职”，妄图逃避纪法惩处，继续恣意敛财；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对信贷资金最终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022年2月，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被查。2019年，时年58岁的江传宝主动辞职。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称，江传宝违规发放贷款，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费尽心机逃避组织调查，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

　　还有的案例显示，有的官员提前退休，目的是到相关联企业领高薪。2022年7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案，并将此案定性为 “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案例。2018年9月，在60岁到来前夕，张华宇主动辞职。通报称，张华宇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半月谈》援引中部地区一位县级干部的信息源报道称，一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取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已经离职或者死亡的公职人员在履职期间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可见，卸任不代表“安全着陆”。

　　2022年以来，中央层面已多次表达对“逃逸式辞职”的惩治决心。2022年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在谈到关于加强领导干部管理监督措施及成效问题时，中组部副部长徐启方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中央巡视，对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200余家中央单位全覆盖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开展“三超两乱”、“裸官”问题、因私出国（境）证照、中管金融单位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和违规安排近亲属在本系统从业等专项整治。

　　为何主动放弃退休待遇？

　　有的官员提前离职后经商，也有为自己洗白赃款的意图。《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2016年9月，时年只有51岁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申请提前退休。当年夏天，重庆某铝业公司总经理朱某请姜廷宪喝茶。当时，朱某正在筹划一个再生铝项目，想请姜廷宪出马做前期筹备工作，并许诺给他50万元年薪和6％的股份。

　　“当时我想，他给我的条件不错，把项目做起来，把自己以前收受的赃款投进去，也许自己晚年还会发一笔大财。”姜廷宪自己做老板后，不仅把在职时收受的贿赂及离职后兑现的“好处费”用于经营，还企图借经营行为洗白赃款。其中，部分贿赂款还是姜廷宪任职期间与商人老板约定的“好处费”，待姜廷宪退休后予以兑现，所以该案也是一起典型的“期权式腐败”案件。

　　还有的案例中，一些官员申请提前退休后，甚至主动提出放弃退休待遇。杭州台《廉政经纬》栏目披露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视员邱平案就是典型案例。

　　2012年，时年54岁的邱平申请提前退休。第二个月就到邱某某公司担任“法务顾问”。2018年，他主动向组织要求放弃退休待遇。2017年11月至2021年5月，邱平还以“领取工资和年终奖”的形式，收受某网络公司老板孙某某送予的好处，共计74万余元。调查还发现，退休以来，邱平先后接受多家公司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收受“顾问费”320余万元。

　　如何解决“离职腐败”？

　　多位受访者认为，防范问题官员出现“离职腐败”问题，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

　　江苏南京市一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针对部分公职人员的离职腐败问题，确实监管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人离职或退休后，进入家族式企业包括同学、战友、老乡等开办的企业，监管的难度更大。针对这类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领导干部全周期管理档案，特别是对其离职或退休后的“管理”，跟踪监督评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杨少华建议，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后，其原有职权还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应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出“硬杠杠”，守住官员辞职、离职后“从业红线”，不能进入的行业、企业坚决不能进入。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要治理好“离职腐败”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要管住出口。对这类人员要做好审计工作。其次，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应对这类人员建立大数据监控体系，便于对他们的后续行为进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再次，要做好延伸监督。这类人员离任后，检监察机关要对他们进行阶段性回访排查，发现问题要早提醒、早处置。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期 周群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