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吴景超回乡，与亲人在安徽歙县三阳镇合影

　　吴景超（1901-1968），经济社会学家，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

　　初出茅庐

　　1919年6月，“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癸亥级（即1923届）中等科级友编撰了一本刊物叫《癸亥级刊》，并刊印了首期。吴景超的一篇乡土传略文章《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从当期的第16页开始刊登，标题中的“皖歙岔口村”是他的家乡，安徽省歙县岔口村。这一年，吴景超18岁。

　　1914年，吴景超到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此他动笔写《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之时，离开家乡大约有五年了。

　　文中最精彩的，大概是关于茶叶贸易的部分。全村专做茶叶出口的有六家茶号，每年应季收集本村和附近村子的茶叶，运到上海，接着销往其他地方，尤其是海外。然而开设茶号需要不小的资金，村中并没有资本丰厚的人，唯有向茶栈（一种中间商，茶号连接的是它与茶农）或钱庄借款。如果遇上金融紧张，它们都不愿意放款，茶号只好缩小规模或关停。而此类处境，按吴景超的说法，“已非一睹矣”，加之生在茶商家庭，他见过和听过太多故事。他后来主张扩展金融机构，其源头大概也可追溯至这里。总之仅用短短几句，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将茶叶贸易的种类、链条、资本讲清楚了，随后，他对“欧战”（指一战）如何影响村中茶号的描写也一样简约老到。

　　作为癸亥级学生，吴景超在1923年如期毕业，同年到了美国学习社会学，在明尼苏达念硕士，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都市为业

　　1928年9月，吴景超按期学成回国。他到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课程，在这期间出版了《都市社会学》（1929）和《社会的生物基础》（1930）等几本书，并在1928年、1930年参与创建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编辑《社会学刊》，接着于1931年北上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教务长等职务，编辑《清华学报》，还有评论性杂志《独立评论》。在课堂、学会和期刊之间自由穿梭的这段学术生涯，是吴景超意气风发的时光。

　　吴景超在国内首创了都市社会学研究。长他几岁的社会学家孙本文的评价是，“我国关于此方面著作，以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为最早”。

　　他和那个年代的知识人一样都目睹了农村的破败，用他们的话说是“农村破产”。他们有关农村处境的基本认识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当然吴景超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关注经济和社会的数据、结构，让自身在科学的框架内回答问题，不会像当时许多知识人那样轻易给出农村“愚”这样的价值评判。在他的理解中，“破产”的农村不是因为被都市剥夺了物资和人力，反倒是都市规模不够，人口有10万以上的都市约有110座，但是它们对周边农村的贡献微乎其微，其辐射能力处于初级阶段，更妄论更广大范围的农村地区。那个时候，教育家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做了一些年份，此时依然比较兴盛。他不同意这一类建设方法，比如，知识人下乡能影响的也就是那么几个被选择的村镇，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连“杯水车薪”可能都算不上。况且，让更多的学生、教授下乡，如果不是出于研究兴趣，如何安顿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了。他本人在课堂上征集过学生下乡的看法，也和他们谈论了此类问题的可行性，“智识分子不但不肯下乡，而且还有集中都市的趋势”。

　　吴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高，依靠农业谋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高。他的方法是以“人口密度”和“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口占比”为横纵坐标，作交叉分类，其他三类要么一高一低、要么双低。由此得出的“第四种国家”，描述了农村的基本状况，人数最多的农民被绑定在有限的土地上，剩余的劳动力拥挤不堪，造成人口过密，不幸地成为“争食者”。出路是改良生产技术、调整分配制度、降低人口占比，而前提是都市的发展。劳动力去往都市，都市的物资去往农村。其主张紧接着是，都市发展的基础得依靠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

　　吴景超关于都市的文章，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取名《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为人悲悯

　　1936年1月，吴景超是经地质学家翁文灏推荐进入国民政府工作的，从此担任过行政院、经济部工矿调整委员会和战时物资管理局等部门秘书，以及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等职务。第一年，他借工作之机去了无锡、上海等地数十个工厂，实地观察，与人交谈，思考了技术、外贸、政府等因素与工业的关系，不乏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些都汇集在《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这篇文章之中。此后10年间，他到过德国、苏联考察工业，到过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考察灾情，出版了《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7）和《劫后灾黎》（1947）。

　　不同于他的其他著作，《劫后灾黎》没多少论述，基本上都是讲述。1946年6月13日，他在祁阳县城“见小孩一名，无裤，抱一碗卧街中，车过时有人提其足置一道旁，似已死去”。同年8月20日，他在铅山县遇到一个10岁小乞丐，父母俱亡，拿着一只碗、一双筷，只有上衣。他和同事有意带上他，送他去省城南昌的育幼院。小孩当然愿意跟着去。“我们的一个念头，大约会改变这个小孩一生的命运吧。”这是吴景超当天的感叹。而这，大概是他唯一能使人潸然泪下的一本书。

　　吴景超对人处境的理解与同情，要远比我们读到的多。在论述“第四种国家”时，他这样描述急需出路的农民：“除却衣食住的消费之外，便没有别种享用可言。终年碌碌，无非为自己要吃饭，一家人要吃饭而已。”他是真实体会他的研究对象的，即便字里行间没有情感表露。“悲悯”二字并不需要作者本人的宣称。

　　《劫后灾黎》在1947年出版后，年底，吴景超返回清华大学继续教书。那几年在国民政府遭遇了什么，他并没有讲述过，但他确实是失望的。1948年，他参与创办《新路》杂志，关心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

　　1949年，抉择之年，被邀请同逸台湾，吴景超决心留下来。此后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出版过《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1953年，社会学被取消，他为社会学辩护“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共同作用的结果”，无助、无果。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终年67岁。

　　自1979年起，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接着在80年代，工业化之道开始转轨。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上形成，城乡大流动自发地启动，坎坷的城市化进程重新拉开序幕直至本世纪。而此时，“吴景超”这个人名，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遁形于学科史中了。

　　（摘自1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