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萧军

　　北京的初冬，“展览萧红的信”，就在我所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萧红命运多舛，她留下的文学作品本不算多，手稿、书信也是寥寥可数。从年轻时代开始，我就不断地阅读萧红，有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后来迷上作家旧信，就有了阅读萧红亲笔信的愿望，我觉得那是萧红的另外一个世界。只是这种渴望姗姗来迟，在萧红110岁的这一年，我才得以与她的亲笔信面对面。

　　萧红的四十通亲笔信大部分是写给萧军的，另外几通是写给华岗的（见左图）。从1936年的7月到1941年2月，五年的时间，四十通书信，在一个时空中全部展开。无比温润的墨痕，被岁月包浆的稿纸，错落有致的文字，映印着女人的孤独、情人的娇嗔、无奈的求助、才女的傲慢、作家的思虑……

　　比如她总挂念着萧军，惦记他的衣食住行，让他买一个软枕头，以防脑神经变坏。她嘱咐萧军买一件皮外套，用她的“一些零碎的收入”。那个经常对她说“滚”“混账东西”的男人，她还是割舍不下。她说萧军的照片像个“小偷”。她给萧军汇钱，这些钱应该是萧红的稿酬。她让萧军寄唐诗，寄其他文学著作。同时，她向萧军讲述自己的写作，文思敏捷时的愉快、笔底迟涩时的茫然，还有邻里之间的琐事、学日语的惆怅、对日本人的印象，一一如实写在信中。信，是本色的，是个人的需要，是必需的倾诉与表达，因此，萧红的信极其实在——

　　这里的天气还不算冷，房间里生了火盆，它就像一个伙伴似的陪着我。花，不买了，酒也不想喝了，对于一切都不大有趣味，夜里看着窗棂和空空的四壁，对于一个年轻的有热情的人，这是绝大的残酷，但对于我还好，人到了中年总是能熬住一点火焰的。

　　萧红，就是这样的。

　　萧红到日本的第三个月，鲁迅辞世。对于萧军、萧红而言，鲁迅是导师，是恩人。她给萧军写信，告诉他自己的悲伤——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这几天，火上得不小，嘴唇又全烧坏了。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我爱作家旧信，一是看文，二是看字。爱与漂泊，萧红的信、萧红的字，让人想入非非。由文及字，由字及文，这是我读萧红的一个视角。那一天，我特别在意萧红的字，觉得她的字储藏了太多的生命情感，不易言说的希冀与伤痛。因此，我长时间地在她的一通信札前伫立，那通写给萧军的信是见惯了的“俏皮的寒暄”，信的末尾，附有她的一首短诗《异国》——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日里：这青蓝的天空，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

　　1977年，萧军无意中找到萧红写给他的这批书信，纸脆如冰，字迹几乎漫漶不清了。那时，日本还是我们遥远的想象，但我熟悉萧红诗句中的情景——“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哦，这不就是长着满山遍野大豆高粱的家乡嘛。于是，这首诗成了我经常吟诵的作品。

　　萧红的诗自然熟悉，可是我一直想知道她的写诗经过。此刻，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首诗的手稿，想俯身靠近，橱窗玻璃冷酷地阻挡，我继续靠近，橱窗玻璃依然地冷酷，那一时刻，我似乎感觉不到冷酷玻璃的阻挡，只想与萧红的字近一些，再近一些。《异国》手稿，附在1936年8月14日萧红写给萧军书信的后面，虽然是一同寄呈，却是“两个世界”。写信选用了竖式笺纸，行草小字，迅疾、舒畅，行书隽秀，草字恪守法度，字迹上下贯通，富有文章一样的节奏感。诗歌《异国》，则写在宽10厘米高20厘米的方格稿纸上，竖式，当然，这是传统的规矩。也许是因为写诗连带构思，运笔有些缓慢，不过，一字一句，依然文从字顺。这是《异国》的初稿，稿纸上修改的痕迹清晰可见，有的是插字，有的是换字，插字三处，换字一处，赋予手稿别样的风韵。尤其是最后一句“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写在稿纸方格的侧面，如同手札中溢出笺纸边界的补充，字小了，缓缓而下，幽情愁绪。

　　书法，在萧红的心中有位置。她从日本回来在北京居住时，告诉萧军：“笔墨都买了，要写大字。”“精神不甚好，写了一张大字，写得也不好，等写好时寄给你一张当作字画。”作家的信，内容固然重要，但如果字也讲究，“器识文艺，表里相须”，不是更好吗。

　　萧红是艺术修养深厚的作家。铺陈于展厅的四十通书信，是阅读萧红的新视角。于是我多次往返，一通通地读，反复地读，似乎明白了这样的字与《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关联，而这样的字，已并不多见了。

　　（摘自《散文》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