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和周与良

　　闻一多虽然主张恋爱自由，但是婚姻却是父母之命。据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婚前，闻一多提出三个条件：“不祭祖、不对长辈行跪拜礼、不闹洞房”。傍晚，婚礼前，闻一多还抱着书籍不放，直到家人几番催促才穿着起来。“花轿到了，喜炮齐鸣，喇叭吹奏，闻一多与高真在堂前行鞠躬礼。”一场新式婚礼就这样完成了。这竟然促成了闻家后来婚仪改革的一种定制。

　　胡风和梅志的婚礼十分简单，他们的婚姻是从租住的一个小房间开始的。1933年12月25日，胡风和梅志在上海一间约12平方米的三楼小屋内开始了新生活。屋内家具简单，有一张旧书桌，是从房东那里借来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四个圆凳是自己买的。从此，他们相濡以沫、互爱互敬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

　　语言学家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婚礼也相当简单，几无仪式，只是在同学胡适的劝说下，才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在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精致小巧住宅里”，杨步伟赵元任请了两位朋友，杨步伟烧了“四样适口小菜”，四人“吃了一顿精致晚餐”。茶后，在胡适和朱春国小姐的见证下，赵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于是，婚礼就完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收到的第一份新婚礼物则是一本胡适注解的《红楼梦》。此外，他们只收两种例外贺礼，“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诗人穆旦和周与良的婚礼在异国他乡举行。1949年，穆旦和周与良两人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穆旦在攻读硕士学位，周与良在攻读博士学位。是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史逊维尔举行结婚仪式，由于生活不富裕，穆旦连正式的西装也没有买。当时，穆旦在芝加哥，住的是地铁旁的小房间，吃的是炼乳、面包、花生酱，水果也吃最便宜的橘子、葡萄等。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两人走在了一起。

　　巴金和萧珊的婚礼也算是相当别样，他们来了一次战时大后方的“旅行结婚”。1944年5月初，巴金让李济生将“旅行结婚”的通知分送给桂林的亲朋好友，然后离开桂林前往贵阳。5月8日，巴金、萧珊来到贵阳南郊的“花溪小憩”旅馆。在这个幽静的花园洋房里，没有酒宴，没有任何婚礼仪式，一个年近不惑，一个尚未而立，相知相恋8年的恋人终于结成夫妻。

　　比起以上诸位先生的婚礼，钱锺书的婚礼就相当繁复了。钱锺书和杨绛的婚礼既有西方的礼仪，也有传统的形式。而且在杨家和钱家分别举行了婚礼，可谓相当前卫。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举行婚礼，仪式采用西式。钱锺书着黑色礼服，杨绛穿婚纱礼服，有花童提花篮、和拖地长纱，还有现代的乐队演奏结婚进行曲。主婚人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宾客中有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有尚未成为夫妇的诗人陈梦家和翻译家赵萝蕤。当日下午，钱锺书与杨绛又在钱家举行了一次中国的传统婚礼。一通下来，新婚夫妻竟然累病了，杨绛后来写道：“锺书和我都折腾得病了。锺书发烧病倒。”　　

　　（摘自2月10日 《光明日报》 李玉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