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辉著 九州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1990年，父亲的追悼会。右起：继母、二哥钱行、三哥钱逊、姐姐钱易、我等

　　参加追悼会

　　1990年8月30日，父亲去世了。

　　9月28日6点30到达广州，三哥已早一天到达，他来接站，并带我们至车站附近的流花宾馆招待所。晚上，我们四兄妹在一起商量起草追悼会上的答谢词。我们兄妹共五人，在过了童年之后几乎没有相聚的机会，唯一的一次是1978年妈妈去世之后。1984年到香港庆祝父亲九十大寿时，大哥已不在人世了。记得当时大家很有兴趣地说到“米寿”（八十八岁）、“白寿”（九十九岁），相约以后再为父亲祝贺“白寿”。不料父亲终未能成为百岁老人。

　　要四兄妹合写一份谢词，实在不是容易事，尽管哥哥姐姐都聪颖善文辞，但在讨论中往往会有许多引起议论的话题，离开主题迷了路，久久回不来。最后确定由逊写草稿，行做了一点修改，易和我看了都说好。把稿子誊清，已过半夜。

　　继母的关心无微不至

　　到达红磡车站附近的伯乐酒店，还只是中午11点刚过。我们选沿街落地玻璃窗前的沙发坐下，四兄妹悄悄地交换几句话，心照不宣地决定静候继母的到来。

　　不料几分钟后就有大堂服务员来问我们是不是钱氏兄妹，说是台北的客人还没到，而房间早已预定，我们可以进房休息。于是我们被领进客房，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吃饭，不敢打电话，为的是怕记者。继母早就千万次嘱咐：尽可能不去招惹记者注意！她已被台北的记者搞得头痛至极。客房里由饭店总经理赠送的两篮水果，被我们充作午餐，直到下午四点，继母和侄儿钱松、钱军才到达。

　　晚上，伟长夫妇过来（他们到香港后由新华社接待，当了周南的客人），对四婶母表示慰问。继母将父亲去世前后的情形告诉我们，并表达了父亲归葬故里的遗愿。伟长当即说他会与无锡联系，以便四叔归葬故里。而我也表示，吴县有10多个乡镇在太湖边上，有许多有山有水的地方可供选择，我将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尽全力。伟长夫妇离开以后，我们仍然继续着这个话题。当时，继母说伟长的地位太高，最好不要惊动他。她希望父亲的身后事在大陆能悄悄进行。

　　于是，我明白，主要的责任将不容置疑地落在我的身上。关于外界许多人关心的遗产继承之类的事，我们并未谈到。四兄妹只是听着继母的叙述，一切尊重她的意见，根据她的安排去做，安慰她，并劝她保重自己的健康，不要过于悲伤。我们兄妹无须事先沟通地采取了一致对这类事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态度。

　　继母对我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从各人的事业家庭，到在港出席重大活动时的穿着，她都一一过问并加以指导。这次也同样审视了各人出席追悼会的服装，在她的指示下，钱松特意一早上街去买了黑色领带。

　　不可磨灭的酸楚

　　1990年9月30日下午三时整，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校友会、新亚书院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追悼会在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

　　追悼会刚一结束，人们刚在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记者们一个个抢上前来。两个妇女也走过来，拉住我们姐妹的手，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急切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月珍，我是月珍。”新亚的朋友们生怕我们被记者缠住，拦开上前拍照的记者，也拦住了月珍她们，他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礼堂外，送上了车。没有说上几句话，没有表示我们的感激和谢意，这是至今还令我不安的。

　　原来，新亚书院早年的校董刘汉栋先生（今为新亚教育文化会主席）是苏州耦园主人刘国钧先生的胞弟，所以，这次追悼会，刘家也有人来参加。当年，我们兄妹五人跟着妈妈住在耦园时，同刘家曾是好邻居，两家大人相互间都给对方以照顾，两家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我内心有一种感觉，月珍她们来，除了表示对父亲去世的哀悼之外，一定也想同我们谈谈，了解我们分别30年来大家的情况，了解妈妈的情况。

　　会后，因为钱军是初次来港，许涛先生和梁少光先生（新亚书院院长室秘书）特意陪同我们绕道去看了和风台父亲的旧居和农圃道新亚中学。晚上，继母和我们又谈话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九点，继母和我们就在旅馆门前告别，各自踏上归途。在此之前，唐端正先生、李金钟先生到旅馆来告别，又送来一些《八十忆双亲》，说是可以分赠友人。

　　《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台湾日报》等报纸都对父亲去世的报道有丰富的内容。《联合报》9月26日发表了继母和我们兄妹的悼念文章。《联合报》也发表了许多素书楼弟子们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回忆了他们向先生请教学问，与先生朝夕相处的情境， 重现了先生的音容笑貌，重现了先生的品格和胸怀。

　　我们读着，安慰之中又有不可磨灭的酸楚。要认识自己的父亲，竟不能在他的生前，而要到他的死后，竟不能直接地通过朝夕相处，而只是通过间接的，在读书，在和父亲的朋友、学生谈话之中，在各种文字之中。生活对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