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林语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悄然分化，以鲁迅、周作人为核心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各自为阵，论战激烈。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为鲁迅阵营增加了一名“急先锋”。之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亲密的友谊持续了近十年。经过短暂的分离，1927年10月，二人在上海重逢。

　　此时的林语堂，已“对革命感到厌倦”，不愿意再相信政治，于是高谈幽默，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然一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以文学为“匕首”和“投枪”。两人的思想道路出现了分歧。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南云楼，鲁迅和林语堂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鲁迅日记云：

　　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南云楼的这次晚餐，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多元稿费，鲁迅多次催债未果，于是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小峰急了，通过庭外协商，不但照付鲁迅540多元稿费，还在协商会结束后第三天，请鲁迅和调解者郁达夫等人吃饭，为避免尴尬还请了林语堂夫妇作陪。

　　饭桌上有人提到张友松。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北大同学，鲁迅曾花费不少精力帮他筹办书局。由于缺乏经验，张友松的书局很快就倒闭了。当时有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可能和张友松的挑拨离间有关，鲁迅当然很忌讳这件事。所以，当林语堂席间表示附和时，鲁迅以为林在讽刺他交友不慎和太看重钱财，马上大声声明他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两人就吵了起来。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忆鲁迅》，描述过这次争吵：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不过林语堂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对骂”二字显示，这两位文坛巨匠当时真的放下了斯文身段。不过，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

　　关于南云楼事件，“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南云楼风波中还有一位当事人是郁达夫夫人王映霞，但鲁迅日记失记。在《王映霞自传》中，王映霞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还原了现场情景：

　　那天最初大家都在喝酒聊天，不知怎么的，鲁迅和林语堂忽然争吵起来，鲁迅面红耳赤地站起来，转身欲退席离去。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发脾气，当时就想，这事其实是不用发这么大脾气的，大约是鲁迅生病的关系，一种病态的表现吧。我看看鲁迅，又看看林语堂，只见林语堂低着头，一声不吭，郁达夫见此景，赶忙出来打圆场，说：“大家还是吃饭吧。”在大家的劝说下，鲁迅总算没有拂袖而去，在座的人都极力用别的话来打岔，饭是吃了，可索然无味。

　　“南云楼风波”被有的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但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不过，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施行细则》，但大多数作家还把“索取版税之权”看成是一种非仁义的举动。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有局限的认识或觉悟。事实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以“南云楼事件”为转折，鲁迅和林语堂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   

　　（摘自3月1日《中华读书报》 薛林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