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起源众说纷纭

　　地方志，亦称方志，不过后者并非前者的简称。因为“地方志”直到民国时期才出现，而“方志”一词在成书于西周的《周礼》中就已见使用。如今的“方志”，指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长期以来，人们对方志的起源可谓见仁见智。主张方志导源于古代诸侯国史的，多称方志起源于鲁国《春秋》、晋国《乘》、楚国《梼杌》等四方诸侯国的史书；主张方志导源于地理书的，多称方志起源于《尚书·禹贡》《山海经》等。此外，还有人从方志的发端或雏形着眼，或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或主张“志乘本于图经”等。

　　相对于起源的众说纷纭，人们对方志的发展过程则具有共识，普遍认为雏形产生于秦汉，定型于宋代，清代传统方志达到鼎盛期。

　　秦汉时，伴随着郡县制的建立，以及秦“书同文”和汉造纸术的发明，方志形成了地记与图经两种雏形。地记，从名字看，主要记载山川、风土、物产等地理内容，如西汉朱赣《地理书》，被称为后世方志风俗诸篇的发轫之作。也有人将记述地方人物的郡书列为地记范畴。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宣扬其家乡南阳人文之盛，诏令编纂《南阳风俗传》。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和南迁的世家大族均迫切需要了解当地地情，故促使地记编修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仍能相当活跃。

　　图经，即“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也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现在所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巴郡图经》。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世家大族式微，以及印刷术的发展，此前一直蛰伏的图经开始一枝独秀，成为方志的主体，并到北宋达到鼎盛。

　　北宋方志虽然仍以图经为主，但开始逐渐被志取代。尤其北宋的乐史所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创造性地增加了各地的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人文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为后世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被后人称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南宋时，这类志书成为方志的主流。

　　元明清时期，传统方志能逐渐发展到鼎盛，与朝廷自上而下地推动有直接关系。1303年《大元大一统志》修成，1461年《大明一统志》修成，清代更是三修《大清一统志》。明正德时已出现“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局面，而清代全国所修志书达到6000种左右，数量远超以前各个朝代。

　　内容体裁独具一格

　　判断一部书是否属于方志不能只看书名。不仅以“志”为名的书可能不是志书，还有很多属于志书却书名不含“志”的例子。比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剡录》，这部今浙江嵊州的古县志受当时好古之风的影响，书名不仅以“录”代“志”，而且选用了“剡”这个嵊州在汉代的古地名。

　　判断一部书是否属于方志，关键要从一部书的内容和体裁入手。比如，清顺治年间，孙承泽纂成《春明梦余录》70卷。“春明”原是唐代长安城东门的名称，此处代指北京。清康熙年间，他又将《春明梦余录》诸卷压缩归并，改变体例，纂成《天府广记》44卷。此处“天府”非指四川，而指北京。孙承泽这两部书，从目录到内容粗看大同小异，但比较后可见，《春明梦余录》多载明代掌故、奏疏，而《天府广记》则增补历代沿革、下及所属州县，并大量删减奏疏，增加人物、诗、赋，地域信息更加丰富。故《天府广记》被算作方志，而《春明梦余录》被视为文人笔记。

　　千百年来修志人

　　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方志《华阳国志》，是常璩（音qú）凭一己之力纂成的。“华阳”即华山之南，该书记述范围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南及川滇黔一带。常璩生于蜀郡世家大族，年少时便博览群书。西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成都王李雄称帝，常璩凭借任史官的优势，遍读先世遗书，广询各地资料，撰成多部史志著作。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常璩举家迁往晋都城建康，不再追求仕途，集全部精力在其旧作基础上写成《华阳国志》。在此后历史中，类似常璩这种致仕官员一直是修志的重要力量之一。

　　其实，在现已知的方志中，私撰只占少数，大部分是依托各类官方机构修纂而成，因此人们常把志书视为“官书”。有研究指出，在隋大业年间，朝廷便已设立修志机构。然而，目前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是北宋的九域图志局，设立于宋神宗或徽宗时期。王黼（音fǔ）、蔡京等人在称相前，都曾因入此局而仕途得意。

　　志由官修，但修志不是做官，而是需要像做学问那样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在这方面，被梁启超评价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的章学诚尤显突出。章学诚，字实斋，1738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25岁便协助其父修县志，此后迫于生计，虽在18年内八应乡试，39岁考中举人并次年中进士，却“自以迂疏”而不愿入仕，49岁本已投牒获得知县又忽决计舍去，专心以修志讲学为业，一生主纂和参与编纂12部方志，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方志理论。

　　在历代官方修志机构中，像章学诚这样矢“志”不渝，而非仅为谋生者不乏其人，一些人甚至为修志而殉职。比如，1918年，已逾古稀的浙江通志局提调徐定超为续修《浙江通志》不辞劳苦，辗转奔波。1月4日晚，他在向住在上海的总纂面呈志稿后，乘普济轮离沪，拟赴温州进一步征集资料，未料次日凌晨船在吴淞口外遭迎面驶来的新丰轮拦腰撞断，其与眷属皆不幸罹难。

　　让历史智慧“活起来”

　　20世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有关组织希望我国陈正祥教授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一些旧志虽然载有蝗灾，但很不全面。对此，陈正祥想到，古人普遍通过设立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等方式应对蝗灾。鉴于旧时农村普遍贫困，若非逼不得已决不会劳民伤财建立此等神庙，他据此推论出，“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存在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修此等神庙了。”而方志普遍对本地庙宇有着详尽记载。最终，他耗时约8个月，利用3000多种旧志，根据书中对有关庙宇的记录绘成《蝗神庙之分布》，并据此推断中国蝗灾多发于黄河下游以及云南省。

　　2000年出版的《南通市志》在“城市规划”卷中记载，清末，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将工业区选在唐闸，港口区定在天生港，把狼山作为私宅、花园和风景区，使南通形成独特的城市布局。2002年7月，吴良镛院士到江苏南通考察时，看到该部志书载有张謇的规划思想与实践非常激动，在经过“大胆假设”与“小心验证”后，2003年正式发表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研究成果。

　　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在同步推动实体方志馆与数字方志馆建设，让书写在方志里的文字“活起来”，更好地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摘自3月15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