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徐水孤庄营村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部工作。1920年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转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深造。1924年回国，任私立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翌年改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1929年至1948年，历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袁同礼于1949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袁同礼发疯了

　　1940年12月，袁同礼突然发疯了。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在写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说：“袁守和兄迩来精神病大发，议论乖谬，举动失常，昨日来弟处相晤，声言即将去美一行，以中国政府代表名义募集款项云云。除由此向友人设法劝阻外，彼如与兄有所接洽，或竟往美国，务希特予注意为荷。”文献专家、学者卢冀野于12月15日给胡适的信中也有所说明：“袁守和兄曾因感受刺激，发疯数日，经医治近已渐就痊好。”

　　袁同礼为何发疯？起因是这样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对闸北的轰炸导致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惨遭毁损。为保护国家重要文物的安全，当时政府下令将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的珍贵文物、古籍南迁。时局不靖，加上善本南迁，道阻且长，南方潮湿多雨的天气也不利于古籍文献的保存，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函复教育部，提出“南中天气潮湿，古本书籍在南方不容易贮藏保存，故我们决定在北方选择妥善地方保存”。经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讨论，妥善的寄存点分别是三个有外国背景的机构：天津大陆银行、北京德华银行及北京华语学校。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北平的形势日趋严峻。当年11月，教育部密电北平图书馆，希望用秘密的方法将善本移存南方，以策安全。1935年底到1936年初，北平图书馆克服种种困难，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将库存的300箱善本书运往上海法租界，存于亚尔培路科学社图书馆，接着转移到吕班路震旦博物院。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沪上日本宪兵随时会搜查法租界，袁同礼对保存在法租界内的300箱善本图书的安全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最终竟发疯了。

　　胡适在太平洋彼岸援手

　　经反复斟酌，袁同礼认为这批书运到美国，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保管，是最保险的办法。于是，他与驻美大使、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商量此事。1941年1月18日，胡适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拜会馆长麦克利什，联系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暂存之事。胡适答应这些书抵美后，允许国会图书馆对其进行拍摄，不过要拍摄三份，一份由国会图书馆保留，另两份将来善本运回时一并交还中国。麦克利什同意了。

　　为防止善本书籍出关时或在运送过程中被日人劫获，胡适找到美国国务院，告知这批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方既已答应暂存，可在运送过程中“非美政府派人押护，方能免除危险”。同年2月1日，胡适又找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请国会图书馆派人到上海帮助运送，麦克利什不同意，他认为万一接洽不成反而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但不管怎么样，国会图书馆同意暂存。

　　袁同礼既没钱又没人，困难重重。胡适找来王重民和吴光清商议。王重民为北平图书馆职员，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商议的结果是胡适自己掏钱，派王重民回国相机行事。3月4日，王重民、袁同礼一同回到上海。随即袁同礼与美方领事馆进行接洽，王重民负责运输。

　　袁同礼找到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和上海总领事罗君寻求帮助，此二人都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不住袁同礼再三请求，最后，美国领事馆总算答应将这批善本书移出原存地点，运往美国暂存。经过估算运费共需3000美元。

　　实际运作困难重重

　　虽然美方同意帮助，但实际运作起来困难重重，首先根据古物保存条例：古籍禁止运出国，所以还须经财政部令海关总税务司同意准于免验放行。于是，袁同礼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密电，要求拨经费。最终，袁同礼善本书运美的问题得到了教育部、财政部的支持，得到了经费和批准免验放行的手续。

　　负责运输的王重民也是大费周折。当时，上海的公共租界包括法租界已被日军严密封锁，但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间的交通还算畅通。于是他联系了公共租界的一家美国仓库，先把这些善本书从法租界转移出来。接下来又面临善本书通关免检问题，于是袁同礼致电重庆请国民政府予以帮助，但直到4月30日孔祥熙才回复电报，时间已经过了近50天。海关关长梅乐和当即决定不执行，原因是鉴于前段时间运送存于租界的中国银行的白银，结果出了危险，此时形势比那时更紧张，还是不运为好。

　　王重民看事情一时无法开展，自己又不能久待，于5月中旬带上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一同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袁同礼决定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份合同，合同中说这些善本是美国借阅的，这样就可以由美国国务院授权驻上海总领事，把善本作为美国财产报关，由美国负责押运出关。可美国政府不愿因此事得罪日本，借口上海情况不明，拒绝驻沪领事出面运送善本出关。很快，袁同礼又决定把善本书籍装入旧衣箱内，用旅客携带行李的方法把它们先带往香港或其他地方，然后再集中起来运往美国。

　　善本书成功漂洋过海

　　总税务司于5月间开始施行财政部令，发给出口允许证免验放行。该证按惯例由江海关（上海海关原名）填发，再经总税务司行文转饬，但这样动静太大，难免走漏风声。由于码头工人多被敌伪收买，突然有大宗箱件免检出口，难免遭到日方检查，总税务司以此为虑，故再三劝阻，请袁同礼再想个万全之策。

　　5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到达香港，袁同礼知道后，急忙赴港，再次向詹森寻求帮助。詹森想出一个主意，说如果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个协议，声明国会图书馆借用此批书五年，再由国务院授权上海总领馆，要求其报关时作为美国财产申报，这样运送就安全了。

　　不久，袁同礼又奉孔祥熙手谕，嘱为分批将书先运香港，再由马尼拉转运美国，但是由上海运香港仍需向海关申请出口允许证方能起运，总税务司却以爱莫能助相推辞。不得已，袁同礼与中国旅行社负责人密商，把这批书作为北平图书馆在上海新购书籍赠送美国，委托该旅行社分批代运，希望以此掩饰，不致引起敌伪注意，减少被扣风险。此法虽手续较为复杂，需时较久，分做10余批运送，但终于在10月初全部运毕，共计分装102箱，均由驻美大使胡适转交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寄存。此次运出善本书，均以宋元明刊本及名人抄本教本为限，清刻善本由于来不及装运，于1941年4月经辗转托人设法从原寄存的美仓库，分批运至法租界私人住宅，化名寄托，由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主任钱存训办理。

　　10月中旬，这批书总算寄完，而袁同礼则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段时间，家中三人患了盲肠炎，小女儿不幸夭折。

　　这些善本书其中有27箱寄到美国国会图书馆，75箱寄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袁同礼致电胡适，“箱件到美后，分存两地或应集中一处”，全交由胡适负责。为便于保管，胡适于1942年2月赶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经交涉，将那75箱书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4月，胡适准备回国就任北大校长，他写信给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休默尔表示感谢，并将收条及钥匙交给王重民，托他代为管理，并说“俟将来海运大通时”运回。1965年，这批善本书籍被运至台湾。　　  （摘自《名人传记》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