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季羡林先生

作家文摘 2023年04月04日 ·叶稚珊·

伊姆加德

季先生在德国哥廷根

  好像等待着分配给他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年过七旬的季先生每日缺月尚在即起,安安静静在这栋普通民居的一楼面对当时最普通的防盗窗用功,从头发有些花白到全白,越来越稀疏。每次到楼下我先站在窗前看这仙人球般的宽阔头顶,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也看不到我,打扰不到他,我可以安心地多站一会儿。

  我不会去敲门,而是拐入旁边的单元,径直上三楼,先去看金克木先生。矮小的金先生穿着和季先生一模一样的旧中山装,生动活跃过于季先生十倍。不会冷场甚至插不上嘴的“谈话”会持续很久,轻松高兴仗着是晚辈又仗着熟悉无拘无束地提问、抢话,在不拘小节的房间里东走西看,哪怕被金先生问得张口结舌也毫不尴尬,顺风顺水地引出更多的话题。金先生有意无意地每次都会问一句:“去过那边了吧?”也并不想得到回答。那边,就是季先生家。我每次都会诚实地告诉他,一会儿就去。

  在季先生家,我不由自主地老实安静下来。季先生话少,安静地坐着,诚恳地看着你,好像在等待着分配给他的任务。但话再少,也每次都会问一句:“是从那边过来吗?”我诚实地告诉他,是的。我告诉季先生,金先生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他说他的脑子不好,腿不行,眼睛不好,耳朵不灵,牙也坏了,头晕血压高,将不久于人世了。季先生浅笑说,20年前他就这样说了。

  季先生、金先生同住在北大朗润园13号楼,分住在两个单元的一楼和三楼,同在北大东语系,同是梵文和印度学专家,不同的是,早年只有小学学历的金克木先生赴印度鹿野苑梵都苦修,清华大学毕业的季先生则作为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两位先生殊途同归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东语系。他们和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知名学者构成了当代的学界风景,文坛风景,丰富多姿。

  沉静寡语认真“遵命”

  2007年初季先生的《病榻杂记》出版,从这本书里,我了解到了季先生几次生病住院的过程,知道了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记得在《病榻杂记》出版座谈会上,我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心地盼望季先生能再回到朗润园,哪怕在‘季荷’塘边的椅子上再坐一坐也好!”

  在这本书中又看到了“稚珊命题作文,我应命试作”,自责同时又很温暖。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约季先生写稿,无论是电话还是书面,印象中季先生从没有回绝和延误过,季先生以他特有的沉静寡语认真“遵命”,使我从没有因为他是名人而有过畏难情绪,约稿信提笔就写,电话说打就打,言辞间冬安春祺,敬语礼数是否周全好像都没有过多考虑。

  季先生从不挑剔,总是按约定时间将写在“季羡林稿纸”上的文章寄到编辑部。新千年之初,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稚珊来信,要我写一篇关于世纪转换的文章。这样的要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已经接到过不知多少次了,我都一一谢绝了……但是,稚珊的要求我没加考虑就立即应允了……”

  记得有一次在季先生家,我有点玩笑地对季先生说:“季先生,别人认为向您约稿很难,对我却一直是有求必应,他们羡慕我,我也特有成就感。谢谢您!”季先生笑得很开心,幽默地说:“我是荣幸之至。”

  日记里的另一个季先生

  和金克木先生一样,季先生内心也有一片菁菁芳草,相信到晚年仍旧是芳草萋萋。18岁时,由抚养他长大的叔叔主持,孝子季羡林遵从母意,娶妻生子,儿子三个月大,他毅然别家,这一走就是留德十年、离家数十年,有给母亲报平安中规中矩的家书,却没有给妻子思念缠绵的私信。

  功成名就,在北大有过三代同堂的和睦之家,夫妻相敬如宾不同室,我每次去,总看到季先生的夫人和婶母同室对坐或操持家务,从不作声响,也不与客人攀谈。几次到午时,看到餐食也没有因季先生吃过十年洋面包而改变,总是绿豆小米粥、花生米、红薯等清素的家乡底味,一如这个过于安静的家庭一样清白寡欲。

  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时,也曾遇到一位品貌俱佳情投意合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那时的季先生挺拔温润清雅,穿着合体的风衣眼角眉梢总有笑意。共同的课业,耳鬓厮磨的探讨互助,他们心心相印。但季先生还是为了家庭的责任悄然离别了泪水长流挽留他的姑娘,书信也断绝了。1983年,季先生因公访问德国,叩响了三十年前熟悉的那扇门。遗憾的是故人不再,音讯杳然。季先生90岁生日,收到了伊姆加德的照片和信,她终生未嫁,一直守着为季先生打过论文的老式打字机,那是他们相识的媒介。

  《清华园日记》是季先生就读清华时1932年至1934年的日记,也许对研究季先生的学者相当有用,我看过却从中认识了另一个季先生。

  季先生托人将日记送到我手上时,他已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书的扉页题赠时间是2002年12月10日,我几乎是将近三年后才收到。我原以为季先生在清华园的日记一定是偏于学业和学术的,因为我们接触和读到的季先生是他的中晚年,中规中矩,有板有眼,不多说少道,三缄其口,谨言慎行。挺意外的是季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

  妈的,真讨厌,大风呼呼地直刮了一天。(1934年月19日)

  过午在张明哲屋打扑克,消磨了一下午。无论如何时间消磨了,总是痛快事。(1934年1月21日)

  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1934年3月16日)

  是季先生吗?是啊,是一个年轻的、有着正常的生命活力的、不加修饰的70多年前的季先生。

  季先生在后记中写道:

  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是圣人……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季先生还写过一篇散文《我有一个温馨的家》,也是我命题,至今想来后悔不已。文章写于2000年底,先是回忆了婶母、老伴和母亲,又用相当的篇幅写猫。“60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把这样一个家庭称之为温馨不正是恰如其分吗?”文章还几次自问:“这难道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吗?”语言之外,文字之后,孤身生活的季先生的克制、回避,以及我们后来才知道的隐痛丝丝缕缕流露出来。我真不应该给季先生这样的命题,他也完全可以不写的。

  (摘自3月26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