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钱杏邨（阿英，见图）主要以两种身份出现在我们视野中：一是五四青年-革命文学倡导者-左翼文化战士，二是文学史家。然而，钱杏邨还有第三面。在1919年11月至1920年12月间，钱杏邨发表在《药风》《新世界》报上的47篇佚文，展现了五四时期奔走于学生运动的钱杏邨消闲娱乐的一面。

　　投稿游戏场报

　　《新世界》由上海新世界游戏场创办于1916年11月，是近代中国第一份消闲娱乐性质的游戏场报，聚拢了郑正秋、姚民哀、周瘦鹃等一批“旧派”洋场文人。1919年6月16日《新世界》停刊，次日更名《药风》日刊继续出版，刊号另起。

　　现有钱杏邨传记和年谱中只强调其五四时期参加学生运动，而对其日常娱乐活动只字不提。忙于学生运动的钱杏邨，如何与消闲娱乐性质的游戏场小报发生关系呢？据钱氏子女回忆，1919年间“由于参加运动和写稿，父亲在上海结识了同乡周剑云”，遂为周剑云主编的《解放画报》撰稿。《解放画报》创刊于1920年5月4日，而早在1919年11月钱杏邨已经开始为周剑云主编的《药风》投稿。

　　1919年9月2日，《药风》日刊的撰稿人朱志伟在主编周剑云的支持下发起投稿同志会，旨在联络文友，维系感情。10月底，周剑云规定该会以50人为限，根据投稿质量实时踢补。11月间，钱杏邨为《药风》投稿11篇文章并1篇通信，被周剑云褒扬为非投稿同志会中的佼佼者，希望钱杏邨加入投稿同志会。钱杏邨于12月16日正式入会，开始频繁地与投稿同志会诸人交换通信地址，致意问好。

　　游戏笔墨

　　就钱杏邨发表于《药风》《新世界》报的47篇佚文而言，其中刊登在“偕著”“笔记”“闲话”“剧谈”栏中的有19篇，加上部分娱乐消闲特征明显的小说，此类游戏笔墨占比将近一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笔记”等栏中的11篇“半掉夕阳楼”随笔，延续了沪上小报以奇闻吸引读者、娱乐大众的策略。

　　1920年发表于《新世界》的《小说闲话》备述钱杏邨对“鸳蝴派”小说的心得：

　　叶小凤《古戍寒笳记》，前半绝佳，无懈可击，惟后半病松，致全书为之减色。

　　徐枕亚《玉黎（梨）魂》，人皆说好，我不知好在何处。

　　现在能做滑稽小说的人，只有一个徐卓呆……

　　受此影响，钱杏邨此时的小说创作也带有浓重的鸳鸯蝴蝶派色彩。小说《途中》于1920年3月21日开始在《新世界》连载，并冠以“社会小说”的名号，记述了钱杏邨返沪途中先后被划夫、车夫、搬夫、茶房欺诈，书写一个充满了戾气、虚荣、狡诈的社会。

　　钱杏邨等沪上青年不仅是《新世界》报的撰稿者，也是新世界、大世界游戏场的常客。1930年代，钱杏邨曾谈起：

　　在差不多十年之前，有一个时期，竟热中于‘大鼓书’。那时候常常去听，甚至于天天去听，说书的人必定检刘宝全，白云鹏，钟姑娘，小黑姑娘，时间一定赶夜晚的一场。

　　就投稿动机而言，借此“消遣”是重要因素。《药风》并无酬劳，仅赠书刊，因而钱杏邨并不借此卖文为生。面对他人指责其在报上嚼舌头，钱杏邨答道：

　　我天天看见世界龌龌龊龊混混沌沌，不忍就此过去，所以舌头虽然嚼得无益，也还是要嚼。佛经上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若要我不嚼，除非阎王老爷将我打下十八层拔舌地狱。

　　另类努力

　　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宣传”，五四时期以钱杏邨为代表的一部分青年学子显得灵活得多。此时钱杏邨的新诗、小说虽不乏《母》《一个黑沉沉底房》等欧化作品，但同时，消闲娱乐与大众启蒙、民间说唱文艺与新文学的结合，使其找到了一条区别于欧化新文学的通俗路径。

　　脱胎于游戏场中大鼓、弹词、评书等说唱文艺，钱杏邨的小说常常以说书人的口吻穿插叙事，在结构上借鉴戏曲和话本的开篇形式，设置“楔子”。如小说《途中》以“楔子”开首：

　　我这篇小说的擘头八个字，便是这样的意义了。诸君还有不相信的么，便请在茶余饭后的时候，看看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纪实《途中》……

　　在新诗写作中，钱杏邨以说唱性质的民谣小调形式入诗。《养媳苦》一诗在散体五言韵文中不断使用复沓、对偶等手法表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

　　翁呼我奉茶，姑命我烧煮；倦极稍休息，便逢彼之怒；“栗子”声不歇，拳棒下如雨；背人自检伤，遍体无完肤！……

　　对于钱杏邨这一类边缘作家的还原，“标签化”仍旧是我们认识他们的主要方式。“标签思维”是一种凝固的思维，只有还原作家经验、体验的本真状态，才能够真正理解一个作家。具体到钱杏邨，不把“五四青年-革命青年-左翼文化战士”视作理所当然的结果，而是呈现革命内外的多维侧面，自然也就不会对钱杏邨的“双面人现象”感到诧异。　　　　（摘自《文史天地》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