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梁思永、夏鼐三位先生都是在国家危难、急需人才之际学成归国的，他们志趣相投、理想甚远，都是为中国考古事业献身的奋斗者。

　　吴金鼎发现城子崖遗址

　　1904年10月7日，梁思永在中国澳门出生，他是梁启超次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本计划当年赴美留学，却在北京被汽车轧伤，耽误了行程。伤愈第二年赴美，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和人类学。留美期间参与美洲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梁启超曾自豪地宣布儿子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此话无谬。1927年梁思永应父亲要求，曾短暂回国跟随有“中国考古之父”誉称的李济，到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并受邀在清华研究院担任助教，次年返美继续深造。1930年，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吴金鼎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丘县一个耕读之家，到吴金鼎这辈家中四男均考入大学。1919年，吴金鼎从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历史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26年考进清华研究院，读人类学，后师从李济。一年后吴金鼎返回母校齐鲁大学继续任教，并开始对济南周边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

　　1927年到1928年，吴金鼎对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进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并基本确定城子崖为重要历史遗址。当时齐鲁大学尚不具备独立考古资质和发掘条件要求，吴金鼎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导师李济。收到消息，李济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商量后，并取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同意，联合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有秩序、有保护的发掘研究。第一次发掘之后吴金鼎被任命为“山东古迹研究会”负责人。

　　梁思永进一步阐释龙山文化

　　1931年10月9日至31日开始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带队的是梁思永，吴金鼎、王湘等参加发掘。城子崖遗址最上层是周代文化遗址，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是原始社会晚期的新时期文化。由出土的卜骨、筑版与夯土分析，梁思永断定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反衬对殷墟建筑遗址的重新认识。城子崖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被称为“黑陶文化”，后经梁思永提出，统称为“龙山文化”。

　　在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吴金鼎密切配合，在多个方面进行更为切合实际工作的改进。

　　1937年吴金鼎以论著《中国陶器》（英文版），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领团队，在四川、云南从事考古调查，被誉为“中国西南地区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战胜利后，吴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齐鲁大学，为齐大回济南出力巨多。

　　三人在殷墟相识

　　吴金鼎与夏鼐1935年在殷墟发掘之地安阳侯家庄工作站相识，当时正在伦敦大学读书的吴金鼎回国搜集论文材料，空暇时到安阳殷墟遗址发掘现场观摩。当年春秋两季继续发掘安阳西北冈殷王陵。殷王陵的发掘，规模宏大、工作精细、收获丰富，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作。梁思永和夏鼐都在其中，这时梁思永与吴金鼎早已成为挚友，与夏鼐则是初见。三个年轻人志趣相投，于是结为相好。

　　夏鼐谈到吴金鼎时说:“他的诚恳，他的朴素，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吴金鼎回英国不久，夏鼐也到伦敦大学学习人类考古学。夏鼐回忆说：“在英伦时，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爬上几十级的楼梯，到他所住的三层楼小阁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谈话。”

　　三人中，夏鼐年龄最小，出生于1910年2月7日，温州府永嘉县人（今温州市）。他于1934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10月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学习近代考古学。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夏鼐以实习生的身份于1935年春到达安阳，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

　　在安阳认识吴金鼎，是夏鼐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夏鼐见到吴金鼎之后，决定放弃留美资格，接受吴金鼎的邀请与推荐，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人类考古学。吴金鼎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加入由李济兼职领衔组建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领导四川、云南等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1941年7月，夏鼐获得博士学位后学业结束，甫一归国便追着吴师兄而去，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身份，参与吴金鼎主持的四川彭山崖墓发掘工作。

　　1948年9月20日，吴金鼎因患胃癌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50岁。夏鼐1962年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到1982年时长20年，成就卓著、界内永念。夏鼐1985年6月19日在北京病逝。　　　　

　　（摘自4月13日《齐鲁晚报》）